第六章 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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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钱的问题
严格说来，共和国与伊朗都没有将对方当成真正的盟友。
前面介绍过，因为某些极端政策，所以直到中东战争前，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都不冷不热。在伊朗战争之后，伊朗一度投靠俄罗斯，希望借此机会向共和国施压，而共和国采取的对策是大力支持叙利亚与伊拉克，并且在埃及进行战略布局。可以说，共和国通过阿拉伯国家进军中东地区，与伊朗有很大的关系。
中东战争之后，伊朗政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
因为伊朗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不算糟糕，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伊朗陆军的几个主力师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也就是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伊朗国内的两大政治势力就在军队中展开了角逐。
谁都知道，这场角逐的结果将决定伊朗的未来。
法国费加罗报在2042年初发表了一篇评论，详细阐述了伊朗的政治局势，以及总统内贾德与最高精神领袖哈什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将对伊朗产生的影响。按照该报的分析，如果内贾德胜出，伊朗很有可能在20到30年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逐步转变成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伊斯兰国家。如果哈什胜出，伊朗将再次跌入轮回，至少等待半个世纪，才有可能等来第二个内贾德那样的政治领袖。
毋庸置疑，欧洲的新闻媒体都希望伊朗成为世俗伊斯兰国家。
虽然伊朗不再可能发展核武器，承诺销毁所有射程超过1500千米的弹道导弹，保证不再为极端主义组织提供庇护与支持，但是所有欧洲人都知道，如果伊朗再度走上极端主义道路，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欧洲。美国远在地球另外一边，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伊朗再厉害，也很难对美国构成威胁。共和国在亚洲大陆的另外一端，与伊朗隔着好几个国家，而且还有个印度洋，加上巴基斯坦是共和国的铁杆盟友，所以共和国也不大需要担心来自伊朗的威胁。欧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随着土耳其衰落、希腊倒戈，在欧洲大陆与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虽然欧盟成员国均能得到法国提供的战略保护伞，而且欧盟拥有一支不算差的军事力量，以伊朗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挑战欧洲列强，但是只要伊朗走上歧途，肯定会给欧洲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国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而共和国绝对不会忽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问题就在这里，共和国并没有像欧洲新闻媒体想像的那样，坚定不移的支持内贾德。
实际上，共和国甚至没有表示到底是支持内贾德、还是支持哈什。
可以说，共和国的态度才是最大的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在伊朗政治局势上的暧昧态度根本无法理解。要知道，如果伊朗走上极端主义道路，不但共和国推行的中东政策会受到影响，就连共和国的本土安全也会受到威胁。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不温不火，甚至在伊朗核问题上站在了美国那边，就是因为共和国对伊朗在暗中支持极端宗教组织与极端民族组织感到非常恼火。按常理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共和国应该设法改造伊朗，让伊朗成为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事实上，中东战争爆发前，共和国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内贾德能够成为伊朗总统，并且向哈什叫板，就与共和国的支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中东战争结束，共和国没有理由放弃努力。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共和国提供支持，哪怕只是口头上的支持，内贾德也能轻易击败哈什，成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问题是，共和国没有这么做。
那么，共和国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支持内贾德呢？
原因并不复杂，只是欧洲的新闻媒体不肯接受。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共和国当局有三点理由不插手伊朗内政。
一是共和国在伊朗的投资并不大。虽然共和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是经过王元庆的努力，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完全取代了国营经济之后，民族企业家、民营资本家、民间金融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开始左右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严格说来，中东战争与共和国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关系。别的不说，在战争组织策划阶段，三坚集团董事长蔺慕勋就出了很多力。问题是，在整个中东地区，伊朗一直不是共和国资本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中东战争爆发前，共和国在中东12国（伊朗、阿曼、也门、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投资中，伊朗所占的份额不到7%，连平均水平都没达到。更重要的是，共和国资本家在伊朗的投资均得到了实物担保、或者共和国政府的担保，另外不管伊朗政权怎么变，只要没有投入美国怀抱，就不可能拿投资来要挟共和国。也就是说，在对待伊朗的政策上，就算共和国的部分利益集团有利益诉求，也不会强烈到对共和国对外决策产生影响，也就不大可能让共和国当局由此重视伊朗。
二是伊朗的基本政策与共和国的中东政策背道而驰。不管伊朗会不会成为了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只要伊朗当局的终极目标没有变化，即伊朗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成为中东的地区性强国，那么共和国的中东政策就不会偏向伊朗，甚至得在必要的时候排斥伊朗。要知道，在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科威特与阿联酋看来，伊朗是远远超过了以色列的现实威胁。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国在中东政策上倾向于支持伊朗，等于疏远了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就不可能通过阿拉伯世界来改变中东格局，最终控制中东地区。虽然来自以色列的威胁还没有消除，但是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已经显现了出来。比如在土耳其战争经费的分配问题上，伊朗始终主张应该与伊拉克承担相同的份额，而不是按照两国的贡献来承担责任，结果不但让伊拉克当局非常恼火，还让绝大部分伊拉克人把伊朗当成了不可靠的邻居。
三是伊朗复杂的政治局势让共和国当局望而却步。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是最有可能控制伊朗的国家，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甚至认为，只要共和国当局愿意，就能利用军情局掌握的绝密资料让伊朗俯首称臣。不可否认，军情局确实掌握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不然中东战争期间，伊朗军队也不会尽些竭力的配合共和国军队，但是落实到实际问题上，除非共和国打算颠覆伊朗政权，成立一个新政权，不然共和国当局没有任何理由用阴谋手段来控制伊朗。事实上，除了对付一些小国之外，在对付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时，别说共和国不会铤而走险，美国也不可能用阴谋手段来达到目的。原因非常简单，推翻伊朗政府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征服数千万伊朗民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21世纪初，美国就在人口仅为伊朗三分之一的伊拉克栽了大跟头。如此一来，在是否插手伊朗内政的问题上，共和国当局肯定会再三思量，而不是积极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只要伊朗没有对共和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或者说没有重要到一定要完全听从共和国的指挥，那么共和国不没有必要干预伊朗内政。
由此可见，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共和国当局置身事外。
事实上，这些都是大道理，而不是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
在2042年11月，也就是内贾德险遭刺杀前大约1个月，共和国当局在“战争经费”与“库尔德人安置办法”上率先向伊朗发难，为后面不介入伊朗内部斗争做了铺垫，并且最终成为了共和国疏远伊朗的重要理由。
“战争经费”与“库尔德人安置办法”既是两个现实问题，又是两个关键问题。
2041年底，共和国当局就公布了2041年8月3日第一次宣布停火之前的战争开支，总费用超过了50万亿元，其中按照国际惯例、需要与盟国分摊的战争费用为17万亿。次年年初，共和国当局就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向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提供了“战争经费分摊办法意向书”，并且在2042年2月初在共和国首都举行了第一次四国外长、财长与防长（国防部长）联合会议，商讨战争经费的分摊办法。
按照共和国当局发布的“意向书”，在17万亿由盟国共同承担的战争开支中，共和国承担51%，另外49%由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根据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战争损失分头承担，其中伊朗承担21%、伊拉克承担16%、叙利亚承担12%。
可以说，这个分担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在大规模作战期间，叙利亚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所以承担的战争费用最低。伊朗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只是认为伊拉克承担的战争费用太少，应该与伊朗均等，既各承担18.5%。毫无疑问，伊拉克不可能接受伊朗提出的分配方法。
四国部长会议进行了好几轮，直到2042年8月，四国外长才在北京达成具体协议，共和国承担54%、伊朗承担19%、伊拉克承担17%、叙利亚承担10%。随后共和国就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单方面协议，即在2050年之前，以政府担保的方式，向伊拉克提供2000亿元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就是说，共和国当局以变相的方式，为伊拉克提供了相当于战争开支1%的投资，以此弥补了伊拉克的损失。
对于共和国的做法，伊朗当局非常不满，在2042年9月初向共和国提出抗议。伊朗当局的抗议不但不会收到任何效果，反而给了共和国对付伊朗的理由。受种种因素影响，2042年10月底，伊朗当局以拒绝支付战争经费来要挟共和国。在伊朗还没有澄清为什么暂缓支付战争开支之前，共和国就采取行动，以伊朗当局违反四国部长会议达成的结果为由，要求伊朗当局立即公开道歉，不然共和国将冻结伊朗的所有在华资产。
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要知道，伊朗的海外资产中，至少有六成在共和国。更重要的是，伊朗高官在海外的个人资产中，超过八成在共和国。虽然共和国当局还没有宣布冻结伊朗公民的在华资产，但是随着局势发展下去，最终肯定会威胁到伊朗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相对而言，“库尔德人安置办法”只是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
与“战争经费”一样，“库尔德人安置办法”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分配。
2042年3月，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完成了库尔德人人口统计，其中伊朗的库尔德人大约有450万、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超过了600万、叙利亚则有大约100万。与此同时，共和国的一家民营调查机构也按照与军情局签订的秘密合同，对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进行了一次大范围问卷调查，在受访的5万多名库尔德人中，大约15%愿意无条件迁往土耳其南部的军事占领区，还有大约60%愿意有条件的迁往军事占领区，而这些人提出的条件中，又以财产处理与生活安置为主，即能够得到多少迁移补偿。
针对这一情况，共和国在2042年6月向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当局提出了向愿意迁移的库尔德人提供安置补偿的意见书，其中就提到，共和国愿意为每个到军事占领区内安家的库尔德人提供50000到75000元不等的安置费用。因为在此之前，共和国当局已经承诺为占领区内的每个库尔德人补偿同等金额的安置费用，所以这项政策并不特殊。问题是，共和国当局在意见书中还提到，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是当事国，也是直接受益国，应该为迁移的库尔德人提供更多的安置补偿。共和国当局也不是不体谅3个盟国的处境，在意见书中明确提到，共和国可以通过贸易补偿、技术转让、基础投资、人才培训等等方式来补偿3个国家在安置库尔德人问题上遭受的损失，并且保证在战争结束之后，向3个盟国开放军事占领区的经济市场。
总的来说，共和国是真心想办好这件事情。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的75%的库尔德人迁往军事占领区，共和国就得在800万库尔德人身上花掉大约5000亿元。虽然对经济总量已经突破300万亿、年税收高达50万亿的共和国来说，5000亿元算不上压力，但是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如果按照共和国的提议，以同等的方式为800万库尔德人提供安置补偿，那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由此可见，钱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然，比起“战争经费”，这点钱就算不了什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内贾德过于注重国家利益，或者说，想借此机会洗劫那些控制着国家财富的政府高官，并且利用打击腐败来对付哈什，所以由“战争经费”带来的众多问题中，伊朗与共和国关系倒退还是其次的，伊朗的政治动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内贾德在2042年底险遭刺杀，就是因为他在国内政治斗争上玩得过火，迫使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得不拼命反击。换个角度看，伊朗国内证据的这种乱象，让共和国当局更加不敢对伊朗抱太大的希望。
内贾德遇刺，终于引爆了伊朗政坛下的炸药桶。
必须承认，文明进步的力量是任何宗教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在2042年12月23日（内贾德在这一天被人行刺，直接原因是伊朗在停战谈判上做出了让步）到2043年1月7日的15天中，伊朗的政治地震既在国际社会的意料之中，又让众多国际形势观察家倍感意外，因为在15天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之后，笑到最后的不是最高精神领袖哈什，而是命大福大的内贾德。
在评论这15天中在伊朗境内发生的事情时，众多西方新闻媒体都用了一句话：文明的力量战胜了宗教的力量。
虽然没有哪家西方新闻媒体重点提到伊朗政治剧变中，共和国因素起到的作用，但是谁也不应该忽视数十年来，共和国在文化交往上对伊朗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在政治地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伊朗军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六章 钱的问题
严格说来，共和国与伊朗都没有将对方当成真正的盟友。
前面介绍过，因为某些极端政策，所以直到中东战争前，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都不冷不热。在伊朗战争之后，伊朗一度投靠俄罗斯，希望借此机会向共和国施压，而共和国采取的对策是大力支持叙利亚与伊拉克，并且在埃及进行战略布局。可以说，共和国通过阿拉伯国家进军中东地区，与伊朗有很大的关系。
中东战争之后，伊朗政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
因为伊朗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不算糟糕，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伊朗陆军的几个主力师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也就是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伊朗国内的两大政治势力就在军队中展开了角逐。
谁都知道，这场角逐的结果将决定伊朗的未来。
法国费加罗报在2042年初发表了一篇评论，详细阐述了伊朗的政治局势，以及总统内贾德与最高精神领袖哈什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将对伊朗产生的影响。按照该报的分析，如果内贾德胜出，伊朗很有可能在20到30年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逐步转变成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伊斯兰国家。如果哈什胜出，伊朗将再次跌入轮回，至少等待半个世纪，才有可能等来第二个内贾德那样的政治领袖。
毋庸置疑，欧洲的新闻媒体都希望伊朗成为世俗伊斯兰国家。
虽然伊朗不再可能发展核武器，承诺销毁所有射程超过1500千米的弹道导弹，保证不再为极端主义组织提供庇护与支持，但是所有欧洲人都知道，如果伊朗再度走上极端主义道路，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欧洲。美国远在地球另外一边，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伊朗再厉害，也很难对美国构成威胁。共和国在亚洲大陆的另外一端，与伊朗隔着好几个国家，而且还有个印度洋，加上巴基斯坦是共和国的铁杆盟友，所以共和国也不大需要担心来自伊朗的威胁。欧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随着土耳其衰落、希腊倒戈，在欧洲大陆与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虽然欧盟成员国均能得到法国提供的战略保护伞，而且欧盟拥有一支不算差的军事力量，以伊朗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挑战欧洲列强，但是只要伊朗走上歧途，肯定会给欧洲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国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而共和国绝对不会忽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问题就在这里，共和国并没有像欧洲新闻媒体想像的那样，坚定不移的支持内贾德。
实际上，共和国甚至没有表示到底是支持内贾德、还是支持哈什。
可以说，共和国的态度才是最大的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在伊朗政治局势上的暧昧态度根本无法理解。要知道，如果伊朗走上极端主义道路，不但共和国推行的中东政策会受到影响，就连共和国的本土安全也会受到威胁。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不温不火，甚至在伊朗核问题上站在了美国那边，就是因为共和国对伊朗在暗中支持极端宗教组织与极端民族组织感到非常恼火。按常理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共和国应该设法改造伊朗，让伊朗成为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事实上，中东战争爆发前，共和国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内贾德能够成为伊朗总统，并且向哈什叫板，就与共和国的支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中东战争结束，共和国没有理由放弃努力。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共和国提供支持，哪怕只是口头上的支持，内贾德也能轻易击败哈什，成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问题是，共和国没有这么做。
那么，共和国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支持内贾德呢？
原因并不复杂，只是欧洲的新闻媒体不肯接受。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共和国当局有三点理由不插手伊朗内政。
一是共和国在伊朗的投资并不大。虽然共和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是经过王元庆的努力，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完全取代了国营经济之后，民族企业家、民营资本家、民间金融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开始左右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严格说来，中东战争与共和国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关系。别的不说，在战争组织策划阶段，三坚集团董事长蔺慕勋就出了很多力。问题是，在整个中东地区，伊朗一直不是共和国资本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中东战争爆发前，共和国在中东12国（伊朗、阿曼、也门、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投资中，伊朗所占的份额不到7%，连平均水平都没达到。更重要的是，共和国资本家在伊朗的投资均得到了实物担保、或者共和国政府的担保，另外不管伊朗政权怎么变，只要没有投入美国怀抱，就不可能拿投资来要挟共和国。也就是说，在对待伊朗的政策上，就算共和国的部分利益集团有利益诉求，也不会强烈到对共和国对外决策产生影响，也就不大可能让共和国当局由此重视伊朗。
二是伊朗的基本政策与共和国的中东政策背道而驰。不管伊朗会不会成为了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只要伊朗当局的终极目标没有变化，即伊朗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成为中东的地区性强国，那么共和国的中东政策就不会偏向伊朗，甚至得在必要的时候排斥伊朗。要知道，在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科威特与阿联酋看来，伊朗是远远超过了以色列的现实威胁。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国在中东政策上倾向于支持伊朗，等于疏远了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就不可能通过阿拉伯世界来改变中东格局，最终控制中东地区。虽然来自以色列的威胁还没有消除，但是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已经显现了出来。比如在土耳其战争经费的分配问题上，伊朗始终主张应该与伊拉克承担相同的份额，而不是按照两国的贡献来承担责任，结果不但让伊拉克当局非常恼火，还让绝大部分伊拉克人把伊朗当成了不可靠的邻居。
三是伊朗复杂的政治局势让共和国当局望而却步。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是最有可能控制伊朗的国家，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甚至认为，只要共和国当局愿意，就能利用军情局掌握的绝密资料让伊朗俯首称臣。不可否认，军情局确实掌握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不然中东战争期间，伊朗军队也不会尽些竭力的配合共和国军队，但是落实到实际问题上，除非共和国打算颠覆伊朗政权，成立一个新政权，不然共和国当局没有任何理由用阴谋手段来控制伊朗。事实上，除了对付一些小国之外，在对付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时，别说共和国不会铤而走险，美国也不可能用阴谋手段来达到目的。原因非常简单，推翻伊朗政府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征服数千万伊朗民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21世纪初，美国就在人口仅为伊朗三分之一的伊拉克栽了大跟头。如此一来，在是否插手伊朗内政的问题上，共和国当局肯定会再三思量，而不是积极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只要伊朗没有对共和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或者说没有重要到一定要完全听从共和国的指挥，那么共和国不没有必要干预伊朗内政。
由此可见，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共和国当局置身事外。
事实上，这些都是大道理，而不是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
在2042年11月，也就是内贾德险遭刺杀前大约1个月，共和国当局在“战争经费”与“库尔德人安置办法”上率先向伊朗发难，为后面不介入伊朗内部斗争做了铺垫，并且最终成为了共和国疏远伊朗的重要理由。
“战争经费”与“库尔德人安置办法”既是两个现实问题，又是两个关键问题。
2041年底，共和国当局就公布了2041年8月3日第一次宣布停火之前的战争开支，总费用超过了50万亿元，其中按照国际惯例、需要与盟国分摊的战争费用为17万亿。次年年初，共和国当局就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向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提供了“战争经费分摊办法意向书”，并且在2042年2月初在共和国首都举行了第一次四国外长、财长与防长（国防部长）联合会议，商讨战争经费的分摊办法。
按照共和国当局发布的“意向书”，在17万亿由盟国共同承担的战争开支中，共和国承担51%，另外49%由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根据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战争损失分头承担，其中伊朗承担21%、伊拉克承担16%、叙利亚承担12%。
可以说，这个分担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在大规模作战期间，叙利亚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所以承担的战争费用最低。伊朗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只是认为伊拉克承担的战争费用太少，应该与伊朗均等，既各承担18.5%。毫无疑问，伊拉克不可能接受伊朗提出的分配方法。
四国部长会议进行了好几轮，直到2042年8月，四国外长才在北京达成具体协议，共和国承担54%、伊朗承担19%、伊拉克承担17%、叙利亚承担10%。随后共和国就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单方面协议，即在2050年之前，以政府担保的方式，向伊拉克提供2000亿元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就是说，共和国当局以变相的方式，为伊拉克提供了相当于战争开支1%的投资，以此弥补了伊拉克的损失。
对于共和国的做法，伊朗当局非常不满，在2042年9月初向共和国提出抗议。伊朗当局的抗议不但不会收到任何效果，反而给了共和国对付伊朗的理由。受种种因素影响，2042年10月底，伊朗当局以拒绝支付战争经费来要挟共和国。在伊朗还没有澄清为什么暂缓支付战争开支之前，共和国就采取行动，以伊朗当局违反四国部长会议达成的结果为由，要求伊朗当局立即公开道歉，不然共和国将冻结伊朗的所有在华资产。
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要知道，伊朗的海外资产中，至少有六成在共和国。更重要的是，伊朗高官在海外的个人资产中，超过八成在共和国。虽然共和国当局还没有宣布冻结伊朗公民的在华资产，但是随着局势发展下去，最终肯定会威胁到伊朗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相对而言，“库尔德人安置办法”只是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
与“战争经费”一样，“库尔德人安置办法”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分配。
2042年3月，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完成了库尔德人人口统计，其中伊朗的库尔德人大约有450万、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超过了600万、叙利亚则有大约100万。与此同时，共和国的一家民营调查机构也按照与军情局签订的秘密合同，对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进行了一次大范围问卷调查，在受访的5万多名库尔德人中，大约15%愿意无条件迁往土耳其南部的军事占领区，还有大约60%愿意有条件的迁往军事占领区，而这些人提出的条件中，又以财产处理与生活安置为主，即能够得到多少迁移补偿。
针对这一情况，共和国在2042年6月向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当局提出了向愿意迁移的库尔德人提供安置补偿的意见书，其中就提到，共和国愿意为每个到军事占领区内安家的库尔德人提供50000到75000元不等的安置费用。因为在此之前，共和国当局已经承诺为占领区内的每个库尔德人补偿同等金额的安置费用，所以这项政策并不特殊。问题是，共和国当局在意见书中还提到，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是当事国，也是直接受益国，应该为迁移的库尔德人提供更多的安置补偿。共和国当局也不是不体谅3个盟国的处境，在意见书中明确提到，共和国可以通过贸易补偿、技术转让、基础投资、人才培训等等方式来补偿3个国家在安置库尔德人问题上遭受的损失，并且保证在战争结束之后，向3个盟国开放军事占领区的经济市场。
总的来说，共和国是真心想办好这件事情。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的75%的库尔德人迁往军事占领区，共和国就得在800万库尔德人身上花掉大约5000亿元。虽然对经济总量已经突破300万亿、年税收高达50万亿的共和国来说，5000亿元算不上压力，但是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如果按照共和国的提议，以同等的方式为800万库尔德人提供安置补偿，那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由此可见，钱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然，比起“战争经费”，这点钱就算不了什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内贾德过于注重国家利益，或者说，想借此机会洗劫那些控制着国家财富的政府高官，并且利用打击腐败来对付哈什，所以由“战争经费”带来的众多问题中，伊朗与共和国关系倒退还是其次的，伊朗的政治动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内贾德在2042年底险遭刺杀，就是因为他在国内政治斗争上玩得过火，迫使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得不拼命反击。换个角度看，伊朗国内证据的这种乱象，让共和国当局更加不敢对伊朗抱太大的希望。
内贾德遇刺，终于引爆了伊朗政坛下的炸药桶。
必须承认，文明进步的力量是任何宗教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在2042年12月23日（内贾德在这一天被人行刺，直接原因是伊朗在停战谈判上做出了让步）到2043年1月7日的15天中，伊朗的政治地震既在国际社会的意料之中，又让众多国际形势观察家倍感意外，因为在15天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之后，笑到最后的不是最高精神领袖哈什，而是命大福大的内贾德。
在评论这15天中在伊朗境内发生的事情时，众多西方新闻媒体都用了一句话：文明的力量战胜了宗教的力量。
虽然没有哪家西方新闻媒体重点提到伊朗政治剧变中，共和国因素起到的作用，但是谁也不应该忽视数十年来，共和国在文化交往上对伊朗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在政治地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伊朗军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