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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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 必争之地
将印度尼西亚纳入集约集团，算得上是共和国战略布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东南亚与共和国的关系就如同加勒比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但是从战略格局上看，共和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肯定比不上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并不牢固。
如同前面提到的，为了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共和国必须拿下印度尼西亚。
根据后来陆续解密的一些资料，在2052年爆发的印度尼西亚军火贸易贿赂案并不是突发事件，与共和国军情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1位叛逃到美国的军情局官员就向cia透露，远景贸易的法人就在2040年的时候接受过军情局的特别委托，参与了军情局向刚果（金）政府提供秘密军事援助的行动，而且扮演的就是中间商的角色。虽然这并不能证明远景贸易就是军情局秘密开设的皮包公司，但是从案件中的各个疑点来看，远景贸易肯定与军情局有关。如此一来，军情局通过贿赂案搞垮印度尼西亚总统埃斯皮拉诺，并且扶持亲华政权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共和国的立场出发，拿下印度尼西亚的好处非常显著。
别的不说，获得南下威胁澳大利亚的跳板就足以让共和国承担任何风险。要知道，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澳大利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利用英国衰微的机会，积极怂恿澳大利亚成为独立国家，并且在1986年的时候，正式让澳大利亚与英国划清关系，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美苏冷战期间，因为前面还有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众多盟国，所以澳大利亚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大后方，也是美国向西太平洋地区与印度洋地区渗透的总基地。日本战争前，除了在西太平洋前沿积极压制共和国之外，美国还一度试图建立起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三角形包围圈”，其中澳大利亚就是最为重要的顶点，日本与印度则为犄角。印度战争后，美国为封锁共和国进行构筑的战略防线分崩离析，澳大利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降反升，成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重要盟友。
正是如此，早在2036年的时候，美国就与澳大利亚重新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美澳特别关系法》，重申了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承认了澳大利亚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战略体系中拥有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地位。随后，澳大利亚就以西约集团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帮助美国构筑新的全球战略体系。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对美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
用美国前国务卿布鲁德林的话来说，在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澳大利亚不但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直接受益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超过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将用保护50个州的态度去保护澳大利亚。
问题是，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却没有非要投靠美国不可的必然性。
众所周知，大萧条产生的影响远超过了任何一场局部战争。
在这场持续了10多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但是有两类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一是低端工业国，二是资源出口国。前者很容易理解，毕竟在大萧条期间，各国的失业率都非常高，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些传统的高端工业国也放宽了对低端工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管制，从而使众多把经济建立在出口贸易上的低端工业国遭受重创。后者也不难理解，经济不景气就是社会消费不振，没有消费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资源需求，众多资源出口国肯定会受到影响。
非常可惜的是，澳大利亚即是全球最主要的资源出口国之一，还是低端工业国。
按照人均国民产值与社会生产效率计算，澳大利亚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发达国家。从2013年开始，随着共和国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国内消费市场迅速发展壮大，对资源的需求迅速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各项经济数据一直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一样，不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澳大利亚位于几大板块之间，境内拥有多条由板块挤压形成的矿脉，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还是天生的移民国。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不缺乏吸引移民的所有条件，是最为理想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在2015年到2034年的20年间，澳大利亚从包括共和国在内的180多个国家吸收了3000多万移民，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近2000万劳工。到2035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超过1.8亿、算上临时定居的旅居人口，则超过了2亿。按照联合国在2035年公布的全球经济调查报告，澳大利亚的发展活力超过了共和国，在全球38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
问题是，澳大利亚明显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
用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如果库克登上澳洲东海岸的时间提前100年，那么世界的中心将不在美洲大陆，而是在澳洲大陆。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进入21世纪之后，澳大利亚一直在争取独立发展的机会，比如在经济上，澳大利亚就一直反对孤立与封锁共和国，认为西方世界不应该把共和国排除在核心利益圈之外，而应该积极拉拢共和国，让共和国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工作，从而使共和国出于利益要求而维护由西方世界构筑的世界体系。虽然澳大利亚当局的主要目的不是与共和国结盟，而是希望赢得共和国的好感，以便向共和国出口更多的资源。
事实是，在2015年之后，共和国就在努力寻找更多的资源产地。
从总体战略上看，随着共和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不可能满足共和国的需求，而且为了安全，共和国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上，只有使资源产地多元化，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澳大利亚在21世纪初期的一些极端政策，让共和国当局在资源问题上格外小心，而且把澳大利亚当成了主要威胁。
要知道，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仅在铁矿石进口问题上，共和国与澳大利亚就结下了梁子。虽然从经济角度看，21世纪初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属于商业范畴，与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外交关系基本上没有关联，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双方政府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和国就不多说了，21世纪初的时候，共和国绝大部分钢铁厂、特别是大型钢铁厂都是国营企业。关键就在澳大利亚方面，以当时的情况，澳大利亚当局确实有能力对铁矿石谈判产生影响。比如在资源开采税与资源出口税上，只要澳大利亚当局稍微做点让步，就能让铁矿石的价格降低近20%，而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不但没有在这两项税收上让步，反而得寸进尺。要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所有国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减轻社会赋税比例，以刺激市场消费，一些实力雄厚的国家，比如美国还通过退说的方式增强消费者的能力，而澳大利亚政府却在加税，显然是非常不一般的举动。正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澳大利亚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事实上，依靠出口资源，澳大利亚在2009年初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成为了第一个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复苏的发达国家，也成为了在金融危机期间日子最好过的国家之一。
虽然从2020年之后，共和国就不再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印度在这一年超过共和国，成为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而且共和国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依存度迅速降低，但是在2009年之后，共和国就不再信任澳大利亚，不再把澳大利亚当成主要贸易伙伴。别的不说，到2050年，除了王元庆与顾卫民分别在2033年与2043年以国家元首身份参加在墨尔本与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期间对澳大利亚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之外，没有一位共和国元首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国事访问。虽然这与澳大利亚的国体有关，毕竟按照澳大利亚的宪法，英国国王仍然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元首职权由总督代为行使，而总督又由澳大利亚总理提名，由英国国王批准，所以澳大利亚的最高国家领导人是总理），共和国国家元首访问澳大利亚的意义并不明显，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或者全体代表大会委员长代替国家元首访问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怎么说也是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发达国家，共和国国家元首近40年都没去访问过，确实是非常反常的事情。
总而言之，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都在刻意打压澳大利亚。
根据在2045年解密的一份资料，在全面消费核武器的战略谈判中，共和国当局就一度拒绝将澳大利亚列入“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之中，认为澳大利亚接受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就没有理由发展核武器，也就没有理由参与伦敦谈判。如果不是美国一再坚持，澳大利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之外。
由此可见，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国内社会思想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大约在2024年，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澳大利亚国内兴起了一股“共和”潮，一些社团与政党认为，澳大利亚要想成为一个美国那样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就得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必须拥有的全部主权，比如从公民中选举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以及实际决策能力的国家元首。如此一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就得发生变动，废除已经严重落后的君主立宪制，转变为共和制国家。当时，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应该像1999年那样，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澳大利亚的基本政治体制。因为在1999年的公决中，大部分公民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即维持与英国的关系，而且这次表决的有效期为50年，所以要到2049年，才能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再次进行全民公决。也就是说，在2024年的时候，不管澳大利亚民间的“共和”声音有多么响亮，都要再等上25年。
从本质上讲，共和制就是澳大利亚希望摆脱美国的国民意愿的直接体现。
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白人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其他种族在澳大利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这其中就包括华人。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在2045年做的人口调查，在大约2.1亿公民中，白人仅有不到22%，混血人种占了45%，以华人为主的黄色人中占了17%（华人大约有2200万，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族群），黑人与印度人占了其余的16%。重要的是，在其他族群中，只有华人拥有可以与白人抗衡的经济实力。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同年公布的调查数据，占人口总量10.5%的2200万华人大约拥有澳大利亚社会财富的31%，而占人口总量22%的白人占有澳大利亚社财富的48%。单纯从平均占有率上计算，华人已经超过白人。即便从总量上计算，华人也比排第三位的印度人高出了24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希望澳大利亚共和的就是华人。
不管怎么说，拥有了财富之后，首先追求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权利之后，已经获得的社会财富才有安全保障。
当然，在华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也会有所改变。
可以说，如果不是华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即便到了2050年，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比如在联邦参众两院中，华人占的议席不到3%，不但远远低于所持有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低于人口比例），恐怕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就会成为中立国家。
总而言之，在大萧条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一度希望与共和国走得更近一些。
可惜的是，在澳大利亚，拥有主宰权的仍然是白人，特别是具有英国血统的白人。拿澳大利亚的离任总理来说，直到2040年，即第一位具有土著人血统的总理出现之前，澳大利亚的总理都是白人，而且近七成具有英国血统。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情况正好说明，金钱买不来社会地位。
根据共和国当局在2045年公布的移民资料，从2044年开始，就有部分之前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选择回国发展，并且申请了共和国国籍（共和国一直不承认双重国籍，即只要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就不再是共和国公民）。导致华人回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亚没有政治地位。
由此可见，在澳洲问题上，不管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保护海外华人，共和国当局都没有理由手软，而要影响澳大利亚，就得控制印度尼西亚。
当然，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早在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就在向澳大利亚当局施加压力。比如在每两年一次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上，共和国国家元首都不会忘记提一件事情，即共和国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当然，共和国国家元首只要见到澳大利亚总理就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当局应该切实重视华人的社会利益与政治需求，给予华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事实上，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肯定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根据后来解密的一份文件，早在2024年，即华人率先在澳大利亚倡导“共和”时，军情局就以非常隐秘的方式，通过一些欧洲华人开办的企业，向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提供了大约1000万澳元的活动经费，并且安排部分澳大利亚华人社团成员回到共和国，接受相关方面的专业培训。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然军情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澳大利亚政权，实际上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颠覆政权的意义并不明显，不管怎么说，仅占人口总量10%的华人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流人群，至少不可能在21世纪中叶主宰澳大利亚，但是军情局的这些举措，却让澳大利亚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敏感。
第六十八章 必争之地
将印度尼西亚纳入集约集团，算得上是共和国战略布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东南亚与共和国的关系就如同加勒比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但是从战略格局上看，共和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肯定比不上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并不牢固。
如同前面提到的，为了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共和国必须拿下印度尼西亚。
根据后来陆续解密的一些资料，在2052年爆发的印度尼西亚军火贸易贿赂案并不是突发事件，与共和国军情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1位叛逃到美国的军情局官员就向cia透露，远景贸易的法人就在2040年的时候接受过军情局的特别委托，参与了军情局向刚果（金）政府提供秘密军事援助的行动，而且扮演的就是中间商的角色。虽然这并不能证明远景贸易就是军情局秘密开设的皮包公司，但是从案件中的各个疑点来看，远景贸易肯定与军情局有关。如此一来，军情局通过贿赂案搞垮印度尼西亚总统埃斯皮拉诺，并且扶持亲华政权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共和国的立场出发，拿下印度尼西亚的好处非常显著。
别的不说，获得南下威胁澳大利亚的跳板就足以让共和国承担任何风险。要知道，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澳大利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利用英国衰微的机会，积极怂恿澳大利亚成为独立国家，并且在1986年的时候，正式让澳大利亚与英国划清关系，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美苏冷战期间，因为前面还有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众多盟国，所以澳大利亚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大后方，也是美国向西太平洋地区与印度洋地区渗透的总基地。日本战争前，除了在西太平洋前沿积极压制共和国之外，美国还一度试图建立起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三角形包围圈”，其中澳大利亚就是最为重要的顶点，日本与印度则为犄角。印度战争后，美国为封锁共和国进行构筑的战略防线分崩离析，澳大利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降反升，成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重要盟友。
正是如此，早在2036年的时候，美国就与澳大利亚重新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美澳特别关系法》，重申了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承认了澳大利亚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战略体系中拥有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地位。随后，澳大利亚就以西约集团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帮助美国构筑新的全球战略体系。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对美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
用美国前国务卿布鲁德林的话来说，在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澳大利亚不但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直接受益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超过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将用保护50个州的态度去保护澳大利亚。
问题是，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却没有非要投靠美国不可的必然性。
众所周知，大萧条产生的影响远超过了任何一场局部战争。
在这场持续了10多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但是有两类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一是低端工业国，二是资源出口国。前者很容易理解，毕竟在大萧条期间，各国的失业率都非常高，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些传统的高端工业国也放宽了对低端工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管制，从而使众多把经济建立在出口贸易上的低端工业国遭受重创。后者也不难理解，经济不景气就是社会消费不振，没有消费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资源需求，众多资源出口国肯定会受到影响。
非常可惜的是，澳大利亚即是全球最主要的资源出口国之一，还是低端工业国。
按照人均国民产值与社会生产效率计算，澳大利亚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发达国家。从2013年开始，随着共和国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国内消费市场迅速发展壮大，对资源的需求迅速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各项经济数据一直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一样，不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澳大利亚位于几大板块之间，境内拥有多条由板块挤压形成的矿脉，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还是天生的移民国。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不缺乏吸引移民的所有条件，是最为理想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在2015年到2034年的20年间，澳大利亚从包括共和国在内的180多个国家吸收了3000多万移民，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近2000万劳工。到2035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超过1.8亿、算上临时定居的旅居人口，则超过了2亿。按照联合国在2035年公布的全球经济调查报告，澳大利亚的发展活力超过了共和国，在全球38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
问题是，澳大利亚明显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
用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如果库克登上澳洲东海岸的时间提前100年，那么世界的中心将不在美洲大陆，而是在澳洲大陆。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进入21世纪之后，澳大利亚一直在争取独立发展的机会，比如在经济上，澳大利亚就一直反对孤立与封锁共和国，认为西方世界不应该把共和国排除在核心利益圈之外，而应该积极拉拢共和国，让共和国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工作，从而使共和国出于利益要求而维护由西方世界构筑的世界体系。虽然澳大利亚当局的主要目的不是与共和国结盟，而是希望赢得共和国的好感，以便向共和国出口更多的资源。
事实是，在2015年之后，共和国就在努力寻找更多的资源产地。
从总体战略上看，随着共和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不可能满足共和国的需求，而且为了安全，共和国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上，只有使资源产地多元化，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澳大利亚在21世纪初期的一些极端政策，让共和国当局在资源问题上格外小心，而且把澳大利亚当成了主要威胁。
要知道，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仅在铁矿石进口问题上，共和国与澳大利亚就结下了梁子。虽然从经济角度看，21世纪初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属于商业范畴，与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外交关系基本上没有关联，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双方政府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和国就不多说了，21世纪初的时候，共和国绝大部分钢铁厂、特别是大型钢铁厂都是国营企业。关键就在澳大利亚方面，以当时的情况，澳大利亚当局确实有能力对铁矿石谈判产生影响。比如在资源开采税与资源出口税上，只要澳大利亚当局稍微做点让步，就能让铁矿石的价格降低近20%，而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不但没有在这两项税收上让步，反而得寸进尺。要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所有国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减轻社会赋税比例，以刺激市场消费，一些实力雄厚的国家，比如美国还通过退说的方式增强消费者的能力，而澳大利亚政府却在加税，显然是非常不一般的举动。正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澳大利亚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事实上，依靠出口资源，澳大利亚在2009年初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成为了第一个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复苏的发达国家，也成为了在金融危机期间日子最好过的国家之一。
虽然从2020年之后，共和国就不再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印度在这一年超过共和国，成为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而且共和国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依存度迅速降低，但是在2009年之后，共和国就不再信任澳大利亚，不再把澳大利亚当成主要贸易伙伴。别的不说，到2050年，除了王元庆与顾卫民分别在2033年与2043年以国家元首身份参加在墨尔本与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期间对澳大利亚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之外，没有一位共和国元首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国事访问。虽然这与澳大利亚的国体有关，毕竟按照澳大利亚的宪法，英国国王仍然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元首职权由总督代为行使，而总督又由澳大利亚总理提名，由英国国王批准，所以澳大利亚的最高国家领导人是总理），共和国国家元首访问澳大利亚的意义并不明显，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或者全体代表大会委员长代替国家元首访问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怎么说也是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发达国家，共和国国家元首近40年都没去访问过，确实是非常反常的事情。
总而言之，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都在刻意打压澳大利亚。
根据在2045年解密的一份资料，在全面消费核武器的战略谈判中，共和国当局就一度拒绝将澳大利亚列入“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之中，认为澳大利亚接受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就没有理由发展核武器，也就没有理由参与伦敦谈判。如果不是美国一再坚持，澳大利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之外。
由此可见，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国内社会思想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大约在2024年，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澳大利亚国内兴起了一股“共和”潮，一些社团与政党认为，澳大利亚要想成为一个美国那样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就得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必须拥有的全部主权，比如从公民中选举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以及实际决策能力的国家元首。如此一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就得发生变动，废除已经严重落后的君主立宪制，转变为共和制国家。当时，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应该像1999年那样，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澳大利亚的基本政治体制。因为在1999年的公决中，大部分公民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即维持与英国的关系，而且这次表决的有效期为50年，所以要到2049年，才能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再次进行全民公决。也就是说，在2024年的时候，不管澳大利亚民间的“共和”声音有多么响亮，都要再等上25年。
从本质上讲，共和制就是澳大利亚希望摆脱美国的国民意愿的直接体现。
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白人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其他种族在澳大利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这其中就包括华人。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在2045年做的人口调查，在大约2.1亿公民中，白人仅有不到22%，混血人种占了45%，以华人为主的黄色人中占了17%（华人大约有2200万，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族群），黑人与印度人占了其余的16%。重要的是，在其他族群中，只有华人拥有可以与白人抗衡的经济实力。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同年公布的调查数据，占人口总量10.5%的2200万华人大约拥有澳大利亚社会财富的31%，而占人口总量22%的白人占有澳大利亚社财富的48%。单纯从平均占有率上计算，华人已经超过白人。即便从总量上计算，华人也比排第三位的印度人高出了24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希望澳大利亚共和的就是华人。
不管怎么说，拥有了财富之后，首先追求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权利之后，已经获得的社会财富才有安全保障。
当然，在华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也会有所改变。
可以说，如果不是华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即便到了2050年，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比如在联邦参众两院中，华人占的议席不到3%，不但远远低于所持有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低于人口比例），恐怕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就会成为中立国家。
总而言之，在大萧条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一度希望与共和国走得更近一些。
可惜的是，在澳大利亚，拥有主宰权的仍然是白人，特别是具有英国血统的白人。拿澳大利亚的离任总理来说，直到2040年，即第一位具有土著人血统的总理出现之前，澳大利亚的总理都是白人，而且近七成具有英国血统。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情况正好说明，金钱买不来社会地位。
根据共和国当局在2045年公布的移民资料，从2044年开始，就有部分之前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选择回国发展，并且申请了共和国国籍（共和国一直不承认双重国籍，即只要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就不再是共和国公民）。导致华人回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亚没有政治地位。
由此可见，在澳洲问题上，不管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保护海外华人，共和国当局都没有理由手软，而要影响澳大利亚，就得控制印度尼西亚。
当然，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早在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就在向澳大利亚当局施加压力。比如在每两年一次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上，共和国国家元首都不会忘记提一件事情，即共和国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当然，共和国国家元首只要见到澳大利亚总理就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当局应该切实重视华人的社会利益与政治需求，给予华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事实上，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肯定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根据后来解密的一份文件，早在2024年，即华人率先在澳大利亚倡导“共和”时，军情局就以非常隐秘的方式，通过一些欧洲华人开办的企业，向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提供了大约1000万澳元的活动经费，并且安排部分澳大利亚华人社团成员回到共和国，接受相关方面的专业培训。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然军情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澳大利亚政权，实际上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颠覆政权的意义并不明显，不管怎么说，仅占人口总量10%的华人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流人群，至少不可能在21世纪中叶主宰澳大利亚，但是军情局的这些举措，却让澳大利亚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