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交锋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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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这场交锋中，洪衍武以全面压制的方式使高副所长一败涂地，并让其产生了极大的忌惮。所以重新谈判的时候，为了避免激怒洪衍武，丧失最后的和解机会，高副所长的态度便相当有诚意。
于是在一个小时之后，额外捞了个热水澡洗的洪衍武，就重新出现在了陈力泉的面前。他也在第一时间，把自己和高副所长刚在大院澡堂里达成的条件，告诉了这位挚友。
首先，对于洪衍武户口调京这件事，高副所长很痛快地先答应下来。他说自己有转业的战友在公安局五处，几天之内就可以落实这件事。但是在经济补偿上，他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确实有心无力。
原来，别看高副所长两口子加起来小二百的月收入，比起一般家庭，条件算是优越的。可他们夫妻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老家还都在贫困地区。所以除了全家四口人生活以外，他们还要补贴夫妻俩各自的穷亲戚，不断招待从他们老家来京伸手求助的老乡。
这么一来，有挣得地方就有花的地方，高家的真实经济条件，也就是表面光。要想彻底满足洪衍武那一千元经济补偿要求，根本不现实。高副所长最大限度，也就只能凑出四百块来。而他自己的建议，是想给再洪衍武安排一份工作，虽然只能是临时工，却也是细水长流，每月多少总有些收入，就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偿了。
不过呢，其实作为洪衍武来说，他最早开出一千块的价码，本意是想凑够五千块，为的是把母亲的“翡翠扁方”保住。而现在既然人家死活也凑不出来，他要那几百块钱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那么同样的，根本就不缺小钱儿的他，对于高副所长介绍的那份临时工作也就更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他想了想，便又询问高副所长有没有能力办“转插”，他说自己二哥洪衍文在雁北地区插队，要是能办回京郊来，经济补偿他就不要了。
这对经济负担颇重的高副所长自然是件好事，而且事有凑巧，高鸣母亲一个同事的哥哥就在大（兴）县革委会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工作。据高副所长自己估计，求这个人办直接回城这种大事或许够呛，但“转插”属于曲线救国的办法，政策阻力比较小，问题还不大。于是也就张口应承下来。
就这样，洪衍武的两个条件都确定了下来。而他为此对高副所长做出的承诺，就是一旦当这两件事落实下来之后，他会马上把胶卷奉上，并且保证永远不会有一张照片泄露外流。
对这一点，高副所长即使不敢全然相信，可败军之将无以言勇，目前他也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听完这些话，陈力泉在安心的同时也极为兴奋，他一边和洪衍武抽着烟往家走着，一边愉快的祝贺。
“小武，这下好了。你的户口一回来，你待在京城可就彻底踏实了，咱俩也就不用再分开了。而且你二哥托了你的福，很快也能回家了，你爸妈要知道一准儿高兴。这高副所长人痛快啊，没想到人还不错。”
“哼！”洪衍武的回应却是狠狠冷笑一声，“泉子，要是你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你要是知道我今天差点就被那老小子算计了，恐怕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人不错？那就是只笑面虎，是个绝对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
很快，听着洪衍武又开始讲述今天交锋全过程，陈力泉也不由被其中的险象环生惊到了。他听到最后的时候，笑容已然彻底收敛。忍不住又说，“他既然这么毒，那你还跟他谈个屁呀？要我看，他答应你的也根本就不可信。万一再琢磨什么招儿害你呢？倒不如咱们直接把照片给他曝光出去，直接毁了他们丫完了。”
“不，还正因为他们不是省油的灯，我才不能这么干。说真的，我这次能转危为安，几乎就是一种侥幸。你仔细想想，高副所长用的是什么招？监听！录音！这些设备那可是挺稀罕的东西，咱们在电影里都没见过几回，那得是什么样的国家部门才能有这种资源啊！再说，这些东西的用途，又应该是对付什么人用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高副所长是什么人，虽然我现在还琢磨不透，但我也能肯定，他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军队后勤干部，如果处理不好，这就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坎儿……”
“啊，那他不是比公安更厉害吗？要照你这么说，也太危险了！这可怎么是好？他要是再报复你又该怎么办呢……”
“泉子，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我说过，要想不出事，行动中的每一个步骤，就要考虑到后果的安全性。虽然现在出了点没想到的情况，可大体还在我的掌控下。应该说，我目前只是在不痛不痒和狗急跳墙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尽管狠狠地“榔”了他一下，可只要这件事最后我能信守承诺，他也只有心惊肉跳还不敢急，是不会跟我没完没了的。”
“因为第一，我的两个要求不算苛求。虽然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可凭高副所长的能力并不难实现。第二，说白了，我才真是个光脚的。一个早就尝惯了权力甜头的营级干部。虽然一方面，他不把草头百姓放在眼里，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可另一方面，他也色厉内荏，惜命无常。通过今天这件事，他应该很清楚我也不是善茬。真要是想报复我，逼得我没了活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接着跟他死磕，他也没个好。”
“你可要知道，别说我还捏着高鸣、高放的命。就是高副所长的行为，本身也是不能见光的事儿。因为这种手段要是使用，那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哪能随便就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更别说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儿子的‘罪行’。真要闹翻了，就‘公器私用’这一条也够把老小子官儿帽子摘了的。一个活了半辈子才爬到营级位置的干部，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官位为荣的家庭，要是为这么一件破事被贬为庶人，变得支离破碎，变得名誉扫地，那简直就像是从天堂掉落地狱一样，他们绝不敢为此冒一点的风险！空瓶子道理你还记得吧？如果必须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风险，来跟我这么一个没前途的人死磕吗？他会这么干吗？根本犯不着。要论破罐破摔，他们永远不划算！”
洪衍武说到此时，不但语气里充斥着一种胸有成竹，目光里也同时泛出一种凌厉的寒芒。
陈力泉带着满心的钦佩，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之后便久久无语……
要说洪衍武的分析，在大体上还真是一点没错。高副所长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测得丝丝入扣，就连高副所长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高鸣的父亲，名叫高作礼，1932年生人，虽然1948年才参加革命，还是无关痛痒的后勤部门。可此人天生有八面玲珑的功夫，在人际关系上颇有一手，于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门上层领导青睐，不但迅速入了党，成为了领导的勤务员，还得了一个“万金油”的称号。
建国初期他仍作为勤务兵跟着领导进京入职，由于无意中入了一位“总参三部”（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又称总参三部，正军级单位。它是我国部队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它与国家安全部，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情报网络）将军的法眼。此后被调到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极其要害的部门，以一种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参与进了建国初期维护首都安全的保卫工作。
之后他干得也是极为出色，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监听监控的非常手段，还屡屡建功，这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凭他的浅薄的革命资历来说，也算是一种异数了。
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原来，京城当时四郊出京进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馆旅店，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这些店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隶属于“总参三部”和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的下属单位。
最初，这只是保护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线。卡住了容易盘查的铁道线之后，其他进京的庞杂路径就成为控制的重点。
高层领导认为，如果有匪特试图对首都实施袭扰，在进京前一般都会比较懈怠，说话做事不太小心，而且这里是他们做在京活动准备的最后机会。往往在住店，吃饭的时候露出破绽而不自觉。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曾有多起“三民党”特务案，都是那边的人一进京就被捕。
而京师安全部门如有神助，也令那边百思不得其解。那些王牌的特务们均不知道，他们还没有进京，其实消息就已经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务员，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门的案头。
谁的脑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掉的多了，特务们也就不来了。所以最后当特务案总体趋于平淡之后，“总参三部”就从其中撤出了，高作礼也被调到了总参下属的招待所任职。
可是这些密点也并没有被撤销，而是转交到了公安部门的手中。因为从治安角度，这也是极好的据点，这些密点仍有很高价值。
说白了，这其实就等同于水泊梁山脚下朱贵开的酒店。谁要上山来访，总要“旱地忽律”放了响箭才能上山。
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全盛时期的梁山，其实四面都有充作眼线的酒店。其中头领分别是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从本质上说，这些人经营的，实际上就是梁山的外围情报站。
由于在这场交锋中，洪衍武以全面压制的方式使高副所长一败涂地，并让其产生了极大的忌惮。所以重新谈判的时候，为了避免激怒洪衍武，丧失最后的和解机会，高副所长的态度便相当有诚意。
于是在一个小时之后，额外捞了个热水澡洗的洪衍武，就重新出现在了陈力泉的面前。他也在第一时间，把自己和高副所长刚在大院澡堂里达成的条件，告诉了这位挚友。
首先，对于洪衍武户口调京这件事，高副所长很痛快地先答应下来。他说自己有转业的战友在公安局五处，几天之内就可以落实这件事。但是在经济补偿上，他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确实有心无力。
原来，别看高副所长两口子加起来小二百的月收入，比起一般家庭，条件算是优越的。可他们夫妻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老家还都在贫困地区。所以除了全家四口人生活以外，他们还要补贴夫妻俩各自的穷亲戚，不断招待从他们老家来京伸手求助的老乡。
这么一来，有挣得地方就有花的地方，高家的真实经济条件，也就是表面光。要想彻底满足洪衍武那一千元经济补偿要求，根本不现实。高副所长最大限度，也就只能凑出四百块来。而他自己的建议，是想给再洪衍武安排一份工作，虽然只能是临时工，却也是细水长流，每月多少总有些收入，就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偿了。
不过呢，其实作为洪衍武来说，他最早开出一千块的价码，本意是想凑够五千块，为的是把母亲的“翡翠扁方”保住。而现在既然人家死活也凑不出来，他要那几百块钱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那么同样的，根本就不缺小钱儿的他，对于高副所长介绍的那份临时工作也就更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他想了想，便又询问高副所长有没有能力办“转插”，他说自己二哥洪衍文在雁北地区插队，要是能办回京郊来，经济补偿他就不要了。
这对经济负担颇重的高副所长自然是件好事，而且事有凑巧，高鸣母亲一个同事的哥哥就在大（兴）县革委会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工作。据高副所长自己估计，求这个人办直接回城这种大事或许够呛，但“转插”属于曲线救国的办法，政策阻力比较小，问题还不大。于是也就张口应承下来。
就这样，洪衍武的两个条件都确定了下来。而他为此对高副所长做出的承诺，就是一旦当这两件事落实下来之后，他会马上把胶卷奉上，并且保证永远不会有一张照片泄露外流。
对这一点，高副所长即使不敢全然相信，可败军之将无以言勇，目前他也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听完这些话，陈力泉在安心的同时也极为兴奋，他一边和洪衍武抽着烟往家走着，一边愉快的祝贺。
“小武，这下好了。你的户口一回来，你待在京城可就彻底踏实了，咱俩也就不用再分开了。而且你二哥托了你的福，很快也能回家了，你爸妈要知道一准儿高兴。这高副所长人痛快啊，没想到人还不错。”
“哼！”洪衍武的回应却是狠狠冷笑一声，“泉子，要是你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你要是知道我今天差点就被那老小子算计了，恐怕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人不错？那就是只笑面虎，是个绝对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
很快，听着洪衍武又开始讲述今天交锋全过程，陈力泉也不由被其中的险象环生惊到了。他听到最后的时候，笑容已然彻底收敛。忍不住又说，“他既然这么毒，那你还跟他谈个屁呀？要我看，他答应你的也根本就不可信。万一再琢磨什么招儿害你呢？倒不如咱们直接把照片给他曝光出去，直接毁了他们丫完了。”
“不，还正因为他们不是省油的灯，我才不能这么干。说真的，我这次能转危为安，几乎就是一种侥幸。你仔细想想，高副所长用的是什么招？监听！录音！这些设备那可是挺稀罕的东西，咱们在电影里都没见过几回，那得是什么样的国家部门才能有这种资源啊！再说，这些东西的用途，又应该是对付什么人用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高副所长是什么人，虽然我现在还琢磨不透，但我也能肯定，他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军队后勤干部，如果处理不好，这就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坎儿……”
“啊，那他不是比公安更厉害吗？要照你这么说，也太危险了！这可怎么是好？他要是再报复你又该怎么办呢……”
“泉子，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我说过，要想不出事，行动中的每一个步骤，就要考虑到后果的安全性。虽然现在出了点没想到的情况，可大体还在我的掌控下。应该说，我目前只是在不痛不痒和狗急跳墙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尽管狠狠地“榔”了他一下，可只要这件事最后我能信守承诺，他也只有心惊肉跳还不敢急，是不会跟我没完没了的。”
“因为第一，我的两个要求不算苛求。虽然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可凭高副所长的能力并不难实现。第二，说白了，我才真是个光脚的。一个早就尝惯了权力甜头的营级干部。虽然一方面，他不把草头百姓放在眼里，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可另一方面，他也色厉内荏，惜命无常。通过今天这件事，他应该很清楚我也不是善茬。真要是想报复我，逼得我没了活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接着跟他死磕，他也没个好。”
“你可要知道，别说我还捏着高鸣、高放的命。就是高副所长的行为，本身也是不能见光的事儿。因为这种手段要是使用，那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哪能随便就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更别说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儿子的‘罪行’。真要闹翻了，就‘公器私用’这一条也够把老小子官儿帽子摘了的。一个活了半辈子才爬到营级位置的干部，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官位为荣的家庭，要是为这么一件破事被贬为庶人，变得支离破碎，变得名誉扫地，那简直就像是从天堂掉落地狱一样，他们绝不敢为此冒一点的风险！空瓶子道理你还记得吧？如果必须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风险，来跟我这么一个没前途的人死磕吗？他会这么干吗？根本犯不着。要论破罐破摔，他们永远不划算！”
洪衍武说到此时，不但语气里充斥着一种胸有成竹，目光里也同时泛出一种凌厉的寒芒。
陈力泉带着满心的钦佩，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之后便久久无语……
要说洪衍武的分析，在大体上还真是一点没错。高副所长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测得丝丝入扣，就连高副所长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高鸣的父亲，名叫高作礼，1932年生人，虽然1948年才参加革命，还是无关痛痒的后勤部门。可此人天生有八面玲珑的功夫，在人际关系上颇有一手，于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门上层领导青睐，不但迅速入了党，成为了领导的勤务员，还得了一个“万金油”的称号。
建国初期他仍作为勤务兵跟着领导进京入职，由于无意中入了一位“总参三部”（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又称总参三部，正军级单位。它是我国部队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它与国家安全部，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情报网络）将军的法眼。此后被调到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极其要害的部门，以一种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参与进了建国初期维护首都安全的保卫工作。
之后他干得也是极为出色，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监听监控的非常手段，还屡屡建功，这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凭他的浅薄的革命资历来说，也算是一种异数了。
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原来，京城当时四郊出京进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馆旅店，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这些店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隶属于“总参三部”和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的下属单位。
最初，这只是保护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线。卡住了容易盘查的铁道线之后，其他进京的庞杂路径就成为控制的重点。
高层领导认为，如果有匪特试图对首都实施袭扰，在进京前一般都会比较懈怠，说话做事不太小心，而且这里是他们做在京活动准备的最后机会。往往在住店，吃饭的时候露出破绽而不自觉。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曾有多起“三民党”特务案，都是那边的人一进京就被捕。
而京师安全部门如有神助，也令那边百思不得其解。那些王牌的特务们均不知道，他们还没有进京，其实消息就已经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务员，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门的案头。
谁的脑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掉的多了，特务们也就不来了。所以最后当特务案总体趋于平淡之后，“总参三部”就从其中撤出了，高作礼也被调到了总参下属的招待所任职。
可是这些密点也并没有被撤销，而是转交到了公安部门的手中。因为从治安角度，这也是极好的据点，这些密点仍有很高价值。
说白了，这其实就等同于水泊梁山脚下朱贵开的酒店。谁要上山来访，总要“旱地忽律”放了响箭才能上山。
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全盛时期的梁山，其实四面都有充作眼线的酒店。其中头领分别是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从本质上说，这些人经营的，实际上就是梁山的外围情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