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1章 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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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尹胜喜手下的那些待业青年相比，和郭培基、刘桂仙的两个儿子相比，苏锦和边建功又无疑是超级幸运的。
上班两个多月，苏锦如今在“造寸”已经小有名气，不但带他的老师傅夸他有天赋，基本功扎实。他也得到了一些重要顾客的认可。
像匈牙利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和一个外交女官，和“路透社”的一位驻华记者，还有外交部的两位女干部，自从找他做过衣服，从此就不再让别人做衣服了。
不说别的，整个“造寸”，只有苏锦能把条纹布料，在肩膀和领口对得一丝不差，也只有苏锦能把衣服尺寸裁剪的最为合体，多一寸不多，少一寸不少。
这种精致细腻，恰恰是北方人最缺乏的东西，却没有女顾客不爱的。苏锦自然受到追捧。
而边建功就更是苦尽甘来了。
在结束了司训班两个月培训之后，这小子顺利地考下了车本。到首汽报道后，从8月1日起，这小子也加入守着叫车电话55局5678，坐等顾客上门充大爷的行列。
边建功分到的车是一辆二手“华沙M20”。
说实话，华沙轿车技术含量低且配置水平很差，车窗门锁全部为手动，也没有助力转向和助力刹车，最高级的配置是一个收音机。由于装配工艺差，行驶起来嘎吱嘎吱的异响是必须的。
不过，虽然品质不怎么样，但这时候因为车特别少，顾客对司机都特客气，求爷爷告奶奶。不但请司机喝水抽烟，还有请吃饭的。
因为找着肯拉的出租车可不容易了。真要是事儿多的主儿，又舍不得包车，那肯定得赔笑脸啊。都会变着法挽留，就怕司机不爱等，特热情。
不用说，出租司机的收入那真是高啊。还没干两天呢，边建功就琢磨出来了。这活儿的油水比洪衍武说的只多不少。
而且在当时的国内，轿车本身就是非凡地位的象征，按级别，县长都没有资格配华沙轿车。
边建功每天开车上下班，那落在福儒里邻居们的眼睛里简直牛大了。这让边大妈足足一个礼拜乐得张不开眼睛缝儿。
所以如今看着家人以几为荣的样子，再看看街头这番人头攒动，许多年轻人无所事事的景象，苏锦和边建功心里不但侥幸。更是加深了对洪衍武的感激之情。
好在洪衍武也跟他们真不客气，明显没拿他们当外人。
苏锦不用说了，他的手艺最管用。王蕴琳送“糖心儿”的那块料子，洪衍武登门请苏锦代劳制衣。
而边建功开的车，洪衍武也免费用了一次，他带着陈力泉和“糖心儿”坐上车，一起去了趟颐和园。
这两件事总算是让苏锦和边建功心里舒服些了。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对曾经给予自己莫大帮助的人，反倒怕对方不给自己回报的机会。
说完了四十万人的艰难生存现状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促进作用，接下来还得谈谈这四十万人对经济消费的直接提升。
1979年的京城，每天似乎都是从拥挤中开始的。
在公交车站，在地铁站台，在百货商店……以至于连买早点也是人满为患。
因为只要这些待业青年每天照旧无事可做，那就少不了要结伴上街。
而上街往往就要花钱，哪怕是二分钱的大碗茶，五分钱的汽车票，一毛钱的榨菜面，或是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票……只要兜里有，这些最基础的消费是免不了的。
还别看这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多无职业，但他们的父母是有职业的。于是能满足他们精神匮乏和肠胃饥渴的电影院和餐馆，就分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979年夏季的电影票房呈现史无前例的飞速增长，让京城的任何一家影院都变得繁忙无比。
而为了尽量多的接待观众，各家影院都根据自身条件增加了放映场次。
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从早起来九点，有时候八点场，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共要放上十二场到十三场，中间机器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惊险样式影片《保密局的枪声》足足吸引了六亿人次的观众先后走进影院。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在武打动作片《少林寺》上映前，国产电影的一个票房标杆。
虽然这其中，待业青年的票房贡献没有人统计过具体数字，但场场爆满的本质现象却完全可以说明一切。
因为在这个绝对划一的年代，有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在上班时间去电影院的。
同样的道理，餐馆里也是一样。
1979年，相声演员高英培和范振钰一起录制了一部名曰《不正之风》的相声作品。
在这部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相声作品中，作者将拉关系、加塞儿，只为了买两张油饼儿的事儿，冠以不正之风的帽子。
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上纲上线。但从这段相声可以确定的一个现实是，在七十年代末，上餐馆里吃饭需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不用说，这一点也要归咎于大量返城的知青的头上。
而明证就是知名的大饭庄尚可得到较安逸的就餐环境。但越小的饭馆人就越多，炒饼、榨菜面的销量骤增，人多餐馆少的现象彻底成了时代标志。
对洪衍武而言，这两种社会情况的影响是有好有坏。
糟糕的是，他在外边吃饭变难了。
他常去的家门口的“新光饭馆”一样变得人满为患，就连认识人也没用。因为排队的人都站在吃饭人身后，踩着凳子腿上的横梁。
这种情况，很难给他安插座位。
而与他相比，“新光饭馆”的前堂后厨怨气更大，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大师傅，都对工作舒适度的斗转直下大为不满，每天都是骂骂咧咧的。
这种气性自然都转到了顾客头上，可即使这样也绝对没有人对饭馆的环境有任何挑剔。
因为这年头，人的概念吃饭就是吃饭。就连对饭馆的大蓝边碗和勺子，所有餐具都带伤，一不留神就能伤了嘴也不敢挑剔半句。
当然，乘车、洗澡、买东西也同样受此影响。在京城里，第一次让人感到了人口突然爆炸带来的为难。似乎就连呼吸的空气都变得紧缺了。
和尹胜喜手下的那些待业青年相比，和郭培基、刘桂仙的两个儿子相比，苏锦和边建功又无疑是超级幸运的。
上班两个多月，苏锦如今在“造寸”已经小有名气，不但带他的老师傅夸他有天赋，基本功扎实。他也得到了一些重要顾客的认可。
像匈牙利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和一个外交女官，和“路透社”的一位驻华记者，还有外交部的两位女干部，自从找他做过衣服，从此就不再让别人做衣服了。
不说别的，整个“造寸”，只有苏锦能把条纹布料，在肩膀和领口对得一丝不差，也只有苏锦能把衣服尺寸裁剪的最为合体，多一寸不多，少一寸不少。
这种精致细腻，恰恰是北方人最缺乏的东西，却没有女顾客不爱的。苏锦自然受到追捧。
而边建功就更是苦尽甘来了。
在结束了司训班两个月培训之后，这小子顺利地考下了车本。到首汽报道后，从8月1日起，这小子也加入守着叫车电话55局5678，坐等顾客上门充大爷的行列。
边建功分到的车是一辆二手“华沙M20”。
说实话，华沙轿车技术含量低且配置水平很差，车窗门锁全部为手动，也没有助力转向和助力刹车，最高级的配置是一个收音机。由于装配工艺差，行驶起来嘎吱嘎吱的异响是必须的。
不过，虽然品质不怎么样，但这时候因为车特别少，顾客对司机都特客气，求爷爷告奶奶。不但请司机喝水抽烟，还有请吃饭的。
因为找着肯拉的出租车可不容易了。真要是事儿多的主儿，又舍不得包车，那肯定得赔笑脸啊。都会变着法挽留，就怕司机不爱等，特热情。
不用说，出租司机的收入那真是高啊。还没干两天呢，边建功就琢磨出来了。这活儿的油水比洪衍武说的只多不少。
而且在当时的国内，轿车本身就是非凡地位的象征，按级别，县长都没有资格配华沙轿车。
边建功每天开车上下班，那落在福儒里邻居们的眼睛里简直牛大了。这让边大妈足足一个礼拜乐得张不开眼睛缝儿。
所以如今看着家人以几为荣的样子，再看看街头这番人头攒动，许多年轻人无所事事的景象，苏锦和边建功心里不但侥幸。更是加深了对洪衍武的感激之情。
好在洪衍武也跟他们真不客气，明显没拿他们当外人。
苏锦不用说了，他的手艺最管用。王蕴琳送“糖心儿”的那块料子，洪衍武登门请苏锦代劳制衣。
而边建功开的车，洪衍武也免费用了一次，他带着陈力泉和“糖心儿”坐上车，一起去了趟颐和园。
这两件事总算是让苏锦和边建功心里舒服些了。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对曾经给予自己莫大帮助的人，反倒怕对方不给自己回报的机会。
说完了四十万人的艰难生存现状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促进作用，接下来还得谈谈这四十万人对经济消费的直接提升。
1979年的京城，每天似乎都是从拥挤中开始的。
在公交车站，在地铁站台，在百货商店……以至于连买早点也是人满为患。
因为只要这些待业青年每天照旧无事可做，那就少不了要结伴上街。
而上街往往就要花钱，哪怕是二分钱的大碗茶，五分钱的汽车票，一毛钱的榨菜面，或是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票……只要兜里有，这些最基础的消费是免不了的。
还别看这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多无职业，但他们的父母是有职业的。于是能满足他们精神匮乏和肠胃饥渴的电影院和餐馆，就分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979年夏季的电影票房呈现史无前例的飞速增长，让京城的任何一家影院都变得繁忙无比。
而为了尽量多的接待观众，各家影院都根据自身条件增加了放映场次。
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从早起来九点，有时候八点场，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共要放上十二场到十三场，中间机器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惊险样式影片《保密局的枪声》足足吸引了六亿人次的观众先后走进影院。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在武打动作片《少林寺》上映前，国产电影的一个票房标杆。
虽然这其中，待业青年的票房贡献没有人统计过具体数字，但场场爆满的本质现象却完全可以说明一切。
因为在这个绝对划一的年代，有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在上班时间去电影院的。
同样的道理，餐馆里也是一样。
1979年，相声演员高英培和范振钰一起录制了一部名曰《不正之风》的相声作品。
在这部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相声作品中，作者将拉关系、加塞儿，只为了买两张油饼儿的事儿，冠以不正之风的帽子。
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上纲上线。但从这段相声可以确定的一个现实是，在七十年代末，上餐馆里吃饭需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不用说，这一点也要归咎于大量返城的知青的头上。
而明证就是知名的大饭庄尚可得到较安逸的就餐环境。但越小的饭馆人就越多，炒饼、榨菜面的销量骤增，人多餐馆少的现象彻底成了时代标志。
对洪衍武而言，这两种社会情况的影响是有好有坏。
糟糕的是，他在外边吃饭变难了。
他常去的家门口的“新光饭馆”一样变得人满为患，就连认识人也没用。因为排队的人都站在吃饭人身后，踩着凳子腿上的横梁。
这种情况，很难给他安插座位。
而与他相比，“新光饭馆”的前堂后厨怨气更大，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大师傅，都对工作舒适度的斗转直下大为不满，每天都是骂骂咧咧的。
这种气性自然都转到了顾客头上，可即使这样也绝对没有人对饭馆的环境有任何挑剔。
因为这年头，人的概念吃饭就是吃饭。就连对饭馆的大蓝边碗和勺子，所有餐具都带伤，一不留神就能伤了嘴也不敢挑剔半句。
当然，乘车、洗澡、买东西也同样受此影响。在京城里，第一次让人感到了人口突然爆炸带来的为难。似乎就连呼吸的空气都变得紧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