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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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一切都是冷清清的、静悄悄的。
阳雀子在小林里“咕咕阳……咕咕阳”地叫着，只有它的叫声划破夜空，颤抖地传向远方。
淡淡的月亮好像是低低地挂在一家茅屋的烟囱上，想与那茅屋里面豆儿大的油灯灯光比一比谁亮。
这是一间十分简陋、破旧的茅屋。坐落在凤凰坡边缘紧靠着小路。附近有一片比这茅屋稍好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凤凰坡土豪赵文虎的财产。房子里边住的人都是他的佃户。这间小茅屋的主人当然更不例外。
茅屋里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闪着黄豆般的微光。靠墙角摆着一张木床一张竹床。整个屋子里除了一个破了边的小水缸和一个破木箱子之外，再没有什么陈设了。其余的只剩下一张树干钉成的桌子和一根树桩做的小凳子。
靠着桌子的竹床上坐着一个青年人。他头发蓬松、脸色焦黄，左胳膊上裹着白布，穿着一身蓝色的破旧老百姓服装，他坐在那里，习惯地摸了摸腰间的皮带，其实，他已经没有那条经常扎着的皮带了。他叹了口气，两眼瞧着灯光，像是凝思着什么事，又像是在发怔。
“孩子，伤口痛吗?”茅屋的主人杨老汉从另外一个床上坐起来，关切地问：“天都快亮了，你老是翻来覆去睡不好啊!”
青年人似乎是没有听清老大伯的话，只是轻轻地自语着：
“还没来啊!应当早就来了。”
“出不了什么事吧?”老汉披上破旧的夹衣，穿着草鞋。
“我想是不会的。”青年人沉默了一会，又重复着：“不会的，我知道。”
杨大伯从竹床旁边走到这个受了伤的青年人身旁，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地将那青年人按倒在床上，才说：
“不能坐起来。”
“没什么，老大伯，”青年人笑着说：“真的没有什么，没伤筋又没伤骨。”可是，他还是顺从地躺倒在床上，带歉意地看着老汉。
“就凭你这副骨头架子，又有伤，可不是三天五日就能好了的。明天我去找好医生来给你瞧瞧。”
青年人坐起来，他从身上取出两迭钞票，递给老大爷，说：
“杨大伯，这五十元是部队留给我的医药费，这一百元是路费，您找个地方放好吧。”
杨大伯接过钱，从墙角根取开一块石块，拿出一个小罐，装上钱又放进去问着：“到你们家得走多少天呀，孩子?”
“得一个多月，不过我想不从家走，想一直到西北去。”青年人边想边说。
“先别想这些吧，好了再作打算!”杨老汉又把青年扶下去睡好。然后到门外看了看，才回来躺在床上。
“杨大伯，我没有家，部队就是我的家，在你这里才过了一天，就像过了一辈子啊!”青年人叹着气。
“一辈子，一辈子……”杨大伯刚刚要埋怨伤员，就听见外面轻轻地响起了敲柴扉的声音。
青年人又迅速地从床上坐起来，凝神静气地听着。杨大伯急急地朝他摆了摆手，就走出去开门。
连长李冬生站在门外，他的脸上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难看神色，就像是失掉了亲人的那种悲伤的神情。
杨大伯一看李冬生的样子，便悄悄地问：
“出事了?”
李冬生默不作声。他停了一会，一把拉住老汉，扯着嗓子问：“指……”
“嘘!一夜没合眼，正坐着哩，小声点。”
“啊!”李冬生低下头来，怔了一下，迈步就走进屋去，瞧了瞧在床上坐着的青年人，便站在桌子旁边，双手按着桌子，就好像要从桌子上找到依靠似的。
“老李!你……”青年人从李冬生的神色中理解了事情的严重，便说不下去了。
“指导员，你好好养伤，用不着太难过。”李冬生朝着这个青年人——三连指导员张孟华喃喃地说，“没找着。”
“啊?”张孟华无力地按住床沿。
李冬生猛地一敲桌子，震得桌子上的油灯灯光一闪一闪。他暴躁地说：
“山上、山下、每一条沟、一个草丛，我们都找遍了。连敌人的每一个尸首都翻过来看了看，他们三个连尸首都没有。就是在山下边找到了孙英的一个挎包，我判断，他们是跳岩了。可是，也得有尸首啊!”
张盂华看着李冬生那副满脸通红、紧皱眉头的样子，连忙说：
“老李，不要着急。何强是个有经验的同志，又加上是三个人在一起，既然没有尸体，那就是说，他们还活着。”
“活着，活着。”李冬生一屁股坐在木凳上，木凳被压得吱吱地响。他盯住张孟华，“你知道，那一带全都是敌人。要活着，现在他们就找到队伍了。”
“是啊!”张孟华点头同意，“离开队伍可真受不了哇！”
“那当然了。你说他们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路线，不知道任务，不知道敌情。他们和你不一样，你虽然也要留……”李冬生猛地卡住了。
“不，老李，我考虑好了，决定不留，能行!”张孟华从床上蹦下地来，好像这一蹦就表示出自己是健康的。
李冬生立刻站起来，瞧了瞧指导员，发现他没有披上衣服，便连忙从床上拿了衣服披在他身上，又扶着他，重新强迫地将他按倒在床上，并且给盖上了被子。这一切，显得那么急骤、紧张、慌乱。李冬生也摸不清自己的一双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发起抖来。
“老李，好同志，我明白得很，上级要留下我，看我伤势重，”张孟华猛地掀开被子，又跳下床，在屋里来回地走着。他丝毫也不掩饰这种极端激动的心情，他大声地说：“叫我离开红军，离开党，我成了个什么人?我，我从一九三o年当红军，我身体差，生过重病，受过两次重伤，可是每次行军、战斗、转移我都行，为什么这次就不行呢?”
“这次与过去不同呀。”李冬生打断张孟华的话，又继续说：“听说一方面军走了一年才到目的地，何况我们还得绕着走呢……”
“走他十年又算什么!”
“你是病人，是伤员嘛!”
“我明白，”张孟华说：“但是我还是好好的活人哩!能走不能走我自己还不知道!”
李冬生似乎被指导员的话打动了，动摇着。
张孟华又接着说：
“老李，看，我的腿好好的，左胳膊受伤，暂时用不着它，右手能打枪。病嘛，更算不了什么，云南这地方，水土不服，没什么奇怪的。”
张孟华被留在群众家里养伤养病，刚刚才一天，但是，在他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寂寞和痛苦。这种烦恼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他当红军以来，无论是开辟苏区，或从苏区撤出来，在多少次危险情况下，他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在几次大围剿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打了不知多少仗，从来是和红军在一起的。突然要离开红军，那就像小孩离开了母亲一样，他怎么能受得住呢?
“老李，离开你们，我的伤，我的病可就难好了。一起走，我坚持得住的。”张孟华紧紧握住李冬生的手，乞求着，就好像李冬生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似的。
“真能坚持住?”李冬生急忙地问。
“当然可以，我想了又想，一定能坚持住的。”张孟华兴奋地说。
“是不是真的行哟?”李冬生犹豫了。张孟华和他在一起，何尝不是他最希望、最愿意的?对他说来，指导员是他的眼睛，是他的胳膊，是他不可缺少的伙伴。若不是陈政委决定了，李冬生宁肯背上他跋涉万里，也不愿意和他分开。若是因为水土不服……不，不会是水土不服。红军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哪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得了这么重的病呢?何况，他又受了伤。李冬生不说话了，他陷入思索中去了。
“不行，”杨大伯在门口回过身来，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懂得保护身体哟，张同志又是伤又是病，哪里能三天五天就会好得了。”
李冬生仔细盯着张孟华那瘦弱而苍白的面孔，立即改口说：
“不行，不行，老张啊，你得留下来。”
“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才更了解，老李。”张孟华温和地说。
深夜，一切都是冷清清的、静悄悄的。
阳雀子在小林里“咕咕阳……咕咕阳”地叫着，只有它的叫声划破夜空，颤抖地传向远方。
淡淡的月亮好像是低低地挂在一家茅屋的烟囱上，想与那茅屋里面豆儿大的油灯灯光比一比谁亮。
这是一间十分简陋、破旧的茅屋。坐落在凤凰坡边缘紧靠着小路。附近有一片比这茅屋稍好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凤凰坡土豪赵文虎的财产。房子里边住的人都是他的佃户。这间小茅屋的主人当然更不例外。
茅屋里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闪着黄豆般的微光。靠墙角摆着一张木床一张竹床。整个屋子里除了一个破了边的小水缸和一个破木箱子之外，再没有什么陈设了。其余的只剩下一张树干钉成的桌子和一根树桩做的小凳子。
靠着桌子的竹床上坐着一个青年人。他头发蓬松、脸色焦黄，左胳膊上裹着白布，穿着一身蓝色的破旧老百姓服装，他坐在那里，习惯地摸了摸腰间的皮带，其实，他已经没有那条经常扎着的皮带了。他叹了口气，两眼瞧着灯光，像是凝思着什么事，又像是在发怔。
“孩子，伤口痛吗?”茅屋的主人杨老汉从另外一个床上坐起来，关切地问：“天都快亮了，你老是翻来覆去睡不好啊!”
青年人似乎是没有听清老大伯的话，只是轻轻地自语着：
“还没来啊!应当早就来了。”
“出不了什么事吧?”老汉披上破旧的夹衣，穿着草鞋。
“我想是不会的。”青年人沉默了一会，又重复着：“不会的，我知道。”
杨大伯从竹床旁边走到这个受了伤的青年人身旁，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地将那青年人按倒在床上，才说：
“不能坐起来。”
“没什么，老大伯，”青年人笑着说：“真的没有什么，没伤筋又没伤骨。”可是，他还是顺从地躺倒在床上，带歉意地看着老汉。
“就凭你这副骨头架子，又有伤，可不是三天五日就能好了的。明天我去找好医生来给你瞧瞧。”
青年人坐起来，他从身上取出两迭钞票，递给老大爷，说：
“杨大伯，这五十元是部队留给我的医药费，这一百元是路费，您找个地方放好吧。”
杨大伯接过钱，从墙角根取开一块石块，拿出一个小罐，装上钱又放进去问着：“到你们家得走多少天呀，孩子?”
“得一个多月，不过我想不从家走，想一直到西北去。”青年人边想边说。
“先别想这些吧，好了再作打算!”杨老汉又把青年扶下去睡好。然后到门外看了看，才回来躺在床上。
“杨大伯，我没有家，部队就是我的家，在你这里才过了一天，就像过了一辈子啊!”青年人叹着气。
“一辈子，一辈子……”杨大伯刚刚要埋怨伤员，就听见外面轻轻地响起了敲柴扉的声音。
青年人又迅速地从床上坐起来，凝神静气地听着。杨大伯急急地朝他摆了摆手，就走出去开门。
连长李冬生站在门外，他的脸上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难看神色，就像是失掉了亲人的那种悲伤的神情。
杨大伯一看李冬生的样子，便悄悄地问：
“出事了?”
李冬生默不作声。他停了一会，一把拉住老汉，扯着嗓子问：“指……”
“嘘!一夜没合眼，正坐着哩，小声点。”
“啊!”李冬生低下头来，怔了一下，迈步就走进屋去，瞧了瞧在床上坐着的青年人，便站在桌子旁边，双手按着桌子，就好像要从桌子上找到依靠似的。
“老李!你……”青年人从李冬生的神色中理解了事情的严重，便说不下去了。
“指导员，你好好养伤，用不着太难过。”李冬生朝着这个青年人——三连指导员张孟华喃喃地说，“没找着。”
“啊?”张孟华无力地按住床沿。
李冬生猛地一敲桌子，震得桌子上的油灯灯光一闪一闪。他暴躁地说：
“山上、山下、每一条沟、一个草丛，我们都找遍了。连敌人的每一个尸首都翻过来看了看，他们三个连尸首都没有。就是在山下边找到了孙英的一个挎包，我判断，他们是跳岩了。可是，也得有尸首啊!”
张盂华看着李冬生那副满脸通红、紧皱眉头的样子，连忙说：
“老李，不要着急。何强是个有经验的同志，又加上是三个人在一起，既然没有尸体，那就是说，他们还活着。”
“活着，活着。”李冬生一屁股坐在木凳上，木凳被压得吱吱地响。他盯住张孟华，“你知道，那一带全都是敌人。要活着，现在他们就找到队伍了。”
“是啊!”张孟华点头同意，“离开队伍可真受不了哇！”
“那当然了。你说他们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路线，不知道任务，不知道敌情。他们和你不一样，你虽然也要留……”李冬生猛地卡住了。
“不，老李，我考虑好了，决定不留，能行!”张孟华从床上蹦下地来，好像这一蹦就表示出自己是健康的。
李冬生立刻站起来，瞧了瞧指导员，发现他没有披上衣服，便连忙从床上拿了衣服披在他身上，又扶着他，重新强迫地将他按倒在床上，并且给盖上了被子。这一切，显得那么急骤、紧张、慌乱。李冬生也摸不清自己的一双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发起抖来。
“老李，好同志，我明白得很，上级要留下我，看我伤势重，”张孟华猛地掀开被子，又跳下床，在屋里来回地走着。他丝毫也不掩饰这种极端激动的心情，他大声地说：“叫我离开红军，离开党，我成了个什么人?我，我从一九三o年当红军，我身体差，生过重病，受过两次重伤，可是每次行军、战斗、转移我都行，为什么这次就不行呢?”
“这次与过去不同呀。”李冬生打断张孟华的话，又继续说：“听说一方面军走了一年才到目的地，何况我们还得绕着走呢……”
“走他十年又算什么!”
“你是病人，是伤员嘛!”
“我明白，”张孟华说：“但是我还是好好的活人哩!能走不能走我自己还不知道!”
李冬生似乎被指导员的话打动了，动摇着。
张孟华又接着说：
“老李，看，我的腿好好的，左胳膊受伤，暂时用不着它，右手能打枪。病嘛，更算不了什么，云南这地方，水土不服，没什么奇怪的。”
张孟华被留在群众家里养伤养病，刚刚才一天，但是，在他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寂寞和痛苦。这种烦恼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他当红军以来，无论是开辟苏区，或从苏区撤出来，在多少次危险情况下，他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在几次大围剿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打了不知多少仗，从来是和红军在一起的。突然要离开红军，那就像小孩离开了母亲一样，他怎么能受得住呢?
“老李，离开你们，我的伤，我的病可就难好了。一起走，我坚持得住的。”张孟华紧紧握住李冬生的手，乞求着，就好像李冬生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似的。
“真能坚持住?”李冬生急忙地问。
“当然可以，我想了又想，一定能坚持住的。”张孟华兴奋地说。
“是不是真的行哟?”李冬生犹豫了。张孟华和他在一起，何尝不是他最希望、最愿意的?对他说来，指导员是他的眼睛，是他的胳膊，是他不可缺少的伙伴。若不是陈政委决定了，李冬生宁肯背上他跋涉万里，也不愿意和他分开。若是因为水土不服……不，不会是水土不服。红军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哪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得了这么重的病呢?何况，他又受了伤。李冬生不说话了，他陷入思索中去了。
“不行，”杨大伯在门口回过身来，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懂得保护身体哟，张同志又是伤又是病，哪里能三天五天就会好得了。”
李冬生仔细盯着张孟华那瘦弱而苍白的面孔，立即改口说：
“不行，不行，老张啊，你得留下来。”
“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才更了解，老李。”张孟华温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