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节 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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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在出院后前后忙了很多事，同时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忙着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那就是东部地区的大撤退、大转移、大迁徙。
明眼人都知道，中日一旦开战，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持久战、消耗战，并且中国东部的沿海平原地区注定会在开战初期就要沦陷，把东部地区的人口和各方面财富转移到西部地区自然是头等大事，既能保住中国的国力根基，为持久抗战打好基础，也能防止东部地区成为第二个东北地区，成为日本人获得资源和财富的基地，这件大事肯定越早越好、越提前越好。到1937年4月时，蒋纬国愈发觉得时间刻不容缓，因为只有三个月了，在这之前，军工业已经提前一步完成了转移和搬迁，集中在南京、武汉、重庆、福州、太原（洛阳）五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蒋纬国让德国帮助中国建立飞机工厂，实际上中国此时是有飞机工厂的，共有两座，第一座是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二座是位于南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两厂外购了很多先进设备，不具备研制飞机的能力，但具备仿制和修理飞机的能力，当然了，产量不高，这两座本土飞机工厂都被优先地转到重庆，与德国援华建立的飞机工厂合并一起。
农业是搬不走的，只能搬工业，最重要的军工业之后，就是重工业、化工业、轻工业，此时，经过统计，全国（不包括东北和台湾）范围内，使用机器作动力、雇佣工人在三十人以上的工厂共有近4000家，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共有3300多家，比例高达82%以上，其中，在上海的工厂有1200多家，占全国工厂总数三分之一，上海的工业资产超过1.5亿元法币，占全国工业资产近40%，上海的工人有11万余，占全国工人总数近32%，数据比例很明显。
原先的历史上，这场“大撤退”实际上进行得很不好，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时间，比如上海，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了，上海的工厂搬迁工作却还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是国民政府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动员力度很不够；二是国民政府很多高层以及很多厂长、企业家“不见棺材不掉泪”，在淞沪会战爆发后，仍然心存幻想，觉得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大型会战、全面血战）很快就会结束，像五年前的淞沪抗战那样一边打一边和谈，最后通过谈判而结束，因此觉得没必要离开；三是很多厂长、企业家不愿意搬迁，要么觉得撤入内陆后会失去财源，失去各种便利，企业无法发展或维持，要么觉得迁移过程太困难，内陆省份条件艰苦，所以望而止步，要么觉得日军即便占领上海，也可以依靠租界来避难，不愿意冒风险，留恋上海，目光短浅，只想苟安，要么直接暗地里打算到时候跟日本人合作，换来平安或趁机发国难财；四是中国此时交通不便，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无法强有力地帮助民营企业工厂展开全面撤退。这么多负面原因加起来，使得原先历史上的“大撤退”在最后陷入了临时抱佛脚的窘迫境地，不得不一边打仗一边撤退，所以原先历史上的淞沪会战的积极意义里有一个“争取了三个月宝贵时间”的评价，这三个月时间就是给战火烧到鼻子跟前的厂长们、企业家们进行撤退的，当然了，短短三个月肯定是不够的，天上又是日军飞机不停地扔炸弹，所以进行得非常仓促。
蒋纬国此时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弥补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当蒋纬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庞大计划时，蒋介石很同意，一方面他也有这个打算，只是还没有真正地下定决心（毕竟他也不知道全面抗战会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一方面他此时绝对信任蒋纬国，再加上蒋纬国从德国那里弄来了几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不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里，而是在国民政府海外部里，等于在蒋纬国的手里），财力暂时性宽裕了很多，所以蒋介石再次给了蒋纬国一把尚方宝剑，让他的军工部负责此事。
拿到蒋介石给的尚方宝剑后，蒋纬国收到蒋经国的电报，4月27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蒋经国此时还没有动身去大余县，仍然在溪口镇，因此邀请弟弟去溪口镇老家跟他聚会庆生。
蒋纬国哪有那个心思，派人送了一辆“美龄牌”小汽车给哥哥做生日礼物。
蒋纬国迅速成立了一个直属于军工部的“内迁委员会”，自任会长（他可不敢当委员长），邀请著名工业技术学者林继庸、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钱昌照担任副会长，调遣大批人手、调拨大笔资金，马不停蹄地展开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迁移活动。由于上海是重中之重，因此蒋纬国于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在上海锦江饭店摆下宴席，约见五百多名上海的实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银行家、厂长等。蒋二公子发帖，接到请帖的上海工商界名流们自然无不欣然前往。蒋纬国明明约了五百多人，结果来了八百多人，多出的三百人都是女人，是那些社会名流们的闺秀爱女或小妹小姨子，一个个打扮得摇曳生姿、光彩照人，目的很明显：趁着这个大好机会，看看能不能跟蒋二公子来个“一见钟情”，要是自家女儿或妹妹或小姨子能嫁入蒋家，带来的各方面好处根本就是无需多言的。
蒋纬国此时心急如火，虽然眼前有大把妹子等着他去泡，其中也不乏花容月貌的上海名媛或电影明星，甚至还主动对他暗送秋波、投怀送抱，但他毫无兴趣。“诸位工商界前辈！”饭店大厅内，蒋纬国看着现场的熙熙攘攘人群，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神色焦急而诚恳，“国难当头，战争已迫在眉睫！工商业是国家命脉，根据林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我父亲蒋委员长的命令，为保存国家元气并且不让我国工商业财产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沿海地区的工商业机构和人员都要全面地向西部内陆地区迁徙！这是我们国家眼下的头等大事之一，望诸位前辈跟国家、跟政府同心同德，共同为此事竭尽全力啊！”
现场立刻轰然响起纷杂喧嚣的议论声。
蒋纬国此话一出，现场的工商界名流里一半人脸色凝重或面露赞同支持，另一半人则有的人显得惶然无措，感到毫无心理准备，有的人显得忧心忡忡、六神无主，但还有少数人面露不以为然。“二公子…”人群里，一个年过六旬、戴着圆框眼镜、圆脸小眼的老者笑着开口道，“虽说居安思危是好事，但过度的居安思危就是庸人自扰了！二公子刚才口中的‘国难当头’未免危言耸听吧？五年前，国军和日本人在上海打得热火朝天（淞沪抗战），整个大上海人心惶惶，不知道多少人拖儿带女、拖家带口地想逃离上海，最后，国府和日本政府不照样握手言和？我的工厂一开始也手忙脚乱地准备搬迁，结果前后停工不过十天。二公子，天下本无事嘛！”
蒋纬国走上前：“敢问这位前辈是？”
老者自我介绍道：“二公子客气了，老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江南铁路公司董事、耶松船厂董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上海总工会副会长傅筱庵。”
蒋纬国很客气地道：“傅前辈，久仰大名。”他心里道，“你这老家伙，头衔真他妈的多。”他环顾着四周众人，目光如炬，“傅前辈刚才言之有理，过度的居安思危是庸人自扰，可是，不居安思危就会死于安乐了！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一下，本人代表政府既是来跟你们协商的，也是来下命令的！你们的企业、工厂，是你们的私人财产，但也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迁移，是等着被日本人接收，还是等着跟日本人合作？不迁移，等同于汉奸！”他突然间声色俱厉。
顿时，现场所有人无不悚然变色。
蒋纬国继续道：“这是政府给你们下的命令！你们必须服从！同时，政府也考虑到你们的难处，会给予全力的帮助和扶持。我很理解你们的犹豫和迟疑，大上海嘛，遍地都是黄金，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又是全国最大港口，又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谁舍得离开这片热土？但是没办法啊，你们喜欢上海，日本人更喜欢上海！所以你们必须迁！我代表政府，在这里向诸位保证，第一，所有迁移到西部内陆省份的工商企业都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和资助，都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第二，若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人阻扰这件大事，直接打电话给我，我全力帮忙解决。”他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诸位前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发财，却不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啊！你们觉得西部内陆省份太落后，可反过来，正因为西部内陆比较落后，那里岂不是一个个巨大的、未开发的、遍地商机的市场呢？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人力充足，缺的是资金、资本、技术、设备，你们去了西部，必能大展拳脚，开拓更加广大的新事业，利国利民也利己，树挪死，人挪活嘛！政府，为你们提供三条道路，第一条，在政府的补助下，全面迁入西部；第二条，如果不愿意迁移，政府会以市场价收购你们的工厂和企业，成为由政府经营的官方企业；第三条，如果又不愿意迁移又不愿意出售，那政府也没办法了！只能对不起了，派军队到你们工厂企业里，用炸药炸了你们的工厂企业！防止以后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并被日本人所用。”
现场所有人愈发地骇然变色。
蒋纬国用凌厉果断的语气补充道：“还有，奉劝某些人不要心存幻想，以为躲到租界里就没事了，既能躲过日本人又能躲过政府。错了！军队进不去，派其他人偷偷地进去搞破坏，政府还是做得到的！”他几乎是赤裸裸地进行威胁。
看到现场鸦雀无声，蒋纬国一锤定音：“三个月内，给我全部迁移走！三个月后还没有迁移走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会让它们统统变成废墟和废铁！”
“二公子言之有理！”人群里，一位渊渟岳峙的老者看着众人，“迁离大上海，固然有很多不便、不忍、不舍，但这是国家大事！由不得讨价还价！”他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
虞会长发话，自然进一步地打定了众人的决心。
“二公子放心吧！”虞洽卿目光炯炯地看着蒋纬国，“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动手！”
“谢谢您，虞会长。”蒋纬国十分感动地致谢。
虞洽卿凛然道：“国人本分，谈何感谢。”他看了看其他人，“从明天开始，准备搬迁吧！”
蒋纬国可以算得上这场大迁徙的“总设计师”，根据他的设计和规划：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东部的工商业设备和人员主要迁至陕西省南部和河南省西部；江苏省（包括上海）、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东部的工商业设备和人员主要迁至湖北省西部、四川省（包括重庆）、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的工商业设备和人员主要迁至江西省和湖南省。这些地点、路线都是蒋纬国根据“原先历史上的日军进攻路线和占领区”而设计的，自然是对症下药、效果显著。另外，蒋纬国特地挑选了很多重工业企业，秘密迁至六盘水和攀枝花，从而进一步地加快六盘水和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发展，把这两地变成中国后方的工业核心。
这项大迁移活动在整体上的进展还算是很顺利的，一来蒋纬国有“先见之明”，比原先历史提前好几个月就展开了这项活动，没有日本人的破坏、阻挠、轰炸，不需要一边挨炸弹一边搬机器，自然可以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展开来；二来蒋纬国手握尚方宝剑，拥有先斩后奏的大权，三来蒋纬国有的是钱，三来蒋纬国已经联系上民生公司，开通长江水路，四来绝大部分工商业名流人士都是深明大义、爱国爱民的，鼎力配合和支持政府此举，比如上海五金行业的领头人、上海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珏，上海机器厂总经理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总经理支秉渊，中华铁厂总经理王佐才，民用化工业巨头、“味精大王”吴蕴初，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中国通氏汽车轮胎工业首创人薛福基，冠生园公司总经理冼冠生，永利制碱厂总经理、著名化工实业家范旭东，荣氏企业掌门人荣宗敬（面粉大王）、荣德生（面纱大王）等等，可以说是群情激奋、应者如云；另一方面，在蒋纬国的努力推动下，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针对内迁工商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降低赋税、免收地契附加税、拥有原料供给优先权、无偿租借厂房地皮等，同时，蒋纬国还拿出五百万美元的巨款，用于扶助和补贴资金较困难的企业，这些措施都极大地鼓舞和提升了内迁工商企业的热情和信心。除此之外，蒋纬国也言而有信地成为从东部地区迁入西部地区并陷入“人生地不熟”困难境地里的工商企业们的坚实靠山。“内迁委员会”副会长林继庸、钱昌照在武汉市郊区的洪山、簸箕山一带选好了地址，打算建立一个由内迁企业组成的“新兴工业区”，没想到当地很多地主趁机哄抬地价，把地皮价钱提升到以前的十多倍，行为比后世炒房价还恶劣。数十名把企业迁到武汉的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名向蒋纬国告状，蒋纬国获悉后勃然大怒，直接带部队（蒋纬国有“隐形步兵营”在武汉）赶去弹压，先宣布所有地价都不能超过以前两倍，然后宣布擅自提升地价者一律以“汉奸罪”论处，最后抓了十几个出头鸟“杀鸡儆猴”，顺利地解决了矛盾争端。当地有一个道观叫长春观，拥有大片私地，观主侯永德不愿意让出自己的私地，煽动周围佃户拿着锄头斧头展开反抗。蒋纬国获悉后，亲自赶出解决，他先是苦口婆心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然后宣布给佃户们人家都给予经济补贴，从而说服了受到欺骗而持械反抗的佃户们，但侯永德仍然不依不饶，漫天要价。蒋纬国大怒，直接抡起棍子揍侯永德。由于现场有很多记者，侯永德因此而呼天抢地：“你们快看啊！蒋二公子打人啦！”
蒋纬国怒道：“老子打的就是你这种不识大体、自顾私利的王八蛋！修道之人本该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看看你这视财如命的德性！你他妈的也配当道士！滚你妈的！”
这件事迅速上了报纸头条，虽然有人批评蒋纬国“粗暴执法”，但他此举却大大地安定了东部工商界名流的人心，“有蒋二公子给我们撑腰，还怕什么呢？”从而愈发地安神定心。
蒋纬国在这场大搬迁活动在忙得四脚朝天，他确实是呕心沥血，因为他知道这件大事对中国、对抗战的意义，他每天坐飞机来回于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重庆、洛阳、长沙、南昌等地，晚上还要处理搬迁活动中的很多公务（很多公务其实可以由别人处理，但蒋纬国说话分量最重，使得他不得不亲力亲为），所以很多时候，蒋纬国晚上办公，白天在飞机上睡觉和吃饭，实际上，蒋纬国很不喜欢这样，累无所谓，最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担心飞机出事，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夜路走多了肯定撞鬼，飞机坐多了肯定提升坠机概率，蒋纬国可不想英年早逝并且还死得那么倒霉，但没办法，飞机速度最快，坐火车汽车太慢了，来不及在不同城市之间疲于奔命。比如，蒋纬国在南京，武汉又出事了，他如果坐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赶到武汉时，黄花菜都凉了，只能坐飞机才能迅速地赶过去。正因为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上海、武汉等地工商界邀请蒋纬国参加酒会、宴会、舞会什么的，他都一概拒绝，有哪家的名门闺秀想约他，他都睬也不睬（其实他心里蠢蠢欲动，但天降大任使得他没办法）。
在这场大搬迁活动中，蒋纬国提出了一个“三光政策”，拆光、运光，“如果没有拆光、运光，那老子就把它炸光”。经过蒋纬国和各级各方各界的努力，抗战爆发时，上海95%的工商业设备被搬运一空，预定搬迁省份里的90%以上的工商业设备都搬运一空，从而成功保住了中国的工商业根基和经济力量，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西部诸省份的开发、建设、发展。
搬迁，第一是工商业的搬迁，按顺序是：军工业、重工业、化工业、轻工业；工商业之后就是教育部门、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国宝文物的搬迁了。实际上，工商业的搬迁最终目的地还是在国民政府的“国统区”境内，至于大学之类的机构，放在地方军阀手里反而是无所谓的，所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大部分都被搬迁到了昆明，也有的去了重庆、成都、贵阳、西安等地，对此，云南省主席、滇系军阀首领龙云是欢迎的。在这接下来，就是搬迁人口了。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的发展，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四省会被日寇全面占领或大部分占领，山西眼下人口1160万，山东眼下人口3700万，河北眼下人口3000万，江苏眼下人口3300万，四省人口加起来超过1.1亿，肯定没办法全部迁走，并且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省也会不同程度地被日军蹂躏。实际上，华北三省的人口是蒋纬国“撤不动”的，因为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怎么愿意看到蒋纬国把自己私人王国里的人口给大规模地带走？蒋纬国只能把重点放在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以及浙北，把苏南浙北的人口向西撤，或向南撤，撤到风俗习惯跟苏南浙北较为相近的浙南赣北等地。不过，这个工作的难度远远超过撤离工厂和大学，人是恋家的，不太愿意突然间就背井离乡。蒋纬国只能竭尽所能，并且他也精力有限，只有等战争爆发了，“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老百姓们才会真的大规模地撤离家乡。眼下没有日本人的“帮忙”，蒋纬国此时还真没法大规模撤离人口，因此优先迁走那些科学文化大师。
蒋纬国在出院后前后忙了很多事，同时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忙着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那就是东部地区的大撤退、大转移、大迁徙。
明眼人都知道，中日一旦开战，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持久战、消耗战，并且中国东部的沿海平原地区注定会在开战初期就要沦陷，把东部地区的人口和各方面财富转移到西部地区自然是头等大事，既能保住中国的国力根基，为持久抗战打好基础，也能防止东部地区成为第二个东北地区，成为日本人获得资源和财富的基地，这件大事肯定越早越好、越提前越好。到1937年4月时，蒋纬国愈发觉得时间刻不容缓，因为只有三个月了，在这之前，军工业已经提前一步完成了转移和搬迁，集中在南京、武汉、重庆、福州、太原（洛阳）五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蒋纬国让德国帮助中国建立飞机工厂，实际上中国此时是有飞机工厂的，共有两座，第一座是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二座是位于南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两厂外购了很多先进设备，不具备研制飞机的能力，但具备仿制和修理飞机的能力，当然了，产量不高，这两座本土飞机工厂都被优先地转到重庆，与德国援华建立的飞机工厂合并一起。
农业是搬不走的，只能搬工业，最重要的军工业之后，就是重工业、化工业、轻工业，此时，经过统计，全国（不包括东北和台湾）范围内，使用机器作动力、雇佣工人在三十人以上的工厂共有近4000家，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共有3300多家，比例高达82%以上，其中，在上海的工厂有1200多家，占全国工厂总数三分之一，上海的工业资产超过1.5亿元法币，占全国工业资产近40%，上海的工人有11万余，占全国工人总数近32%，数据比例很明显。
原先的历史上，这场“大撤退”实际上进行得很不好，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时间，比如上海，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了，上海的工厂搬迁工作却还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是国民政府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动员力度很不够；二是国民政府很多高层以及很多厂长、企业家“不见棺材不掉泪”，在淞沪会战爆发后，仍然心存幻想，觉得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大型会战、全面血战）很快就会结束，像五年前的淞沪抗战那样一边打一边和谈，最后通过谈判而结束，因此觉得没必要离开；三是很多厂长、企业家不愿意搬迁，要么觉得撤入内陆后会失去财源，失去各种便利，企业无法发展或维持，要么觉得迁移过程太困难，内陆省份条件艰苦，所以望而止步，要么觉得日军即便占领上海，也可以依靠租界来避难，不愿意冒风险，留恋上海，目光短浅，只想苟安，要么直接暗地里打算到时候跟日本人合作，换来平安或趁机发国难财；四是中国此时交通不便，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无法强有力地帮助民营企业工厂展开全面撤退。这么多负面原因加起来，使得原先历史上的“大撤退”在最后陷入了临时抱佛脚的窘迫境地，不得不一边打仗一边撤退，所以原先历史上的淞沪会战的积极意义里有一个“争取了三个月宝贵时间”的评价，这三个月时间就是给战火烧到鼻子跟前的厂长们、企业家们进行撤退的，当然了，短短三个月肯定是不够的，天上又是日军飞机不停地扔炸弹，所以进行得非常仓促。
蒋纬国此时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弥补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当蒋纬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庞大计划时，蒋介石很同意，一方面他也有这个打算，只是还没有真正地下定决心（毕竟他也不知道全面抗战会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一方面他此时绝对信任蒋纬国，再加上蒋纬国从德国那里弄来了几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不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里，而是在国民政府海外部里，等于在蒋纬国的手里），财力暂时性宽裕了很多，所以蒋介石再次给了蒋纬国一把尚方宝剑，让他的军工部负责此事。
拿到蒋介石给的尚方宝剑后，蒋纬国收到蒋经国的电报，4月27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蒋经国此时还没有动身去大余县，仍然在溪口镇，因此邀请弟弟去溪口镇老家跟他聚会庆生。
蒋纬国哪有那个心思，派人送了一辆“美龄牌”小汽车给哥哥做生日礼物。
蒋纬国迅速成立了一个直属于军工部的“内迁委员会”，自任会长（他可不敢当委员长），邀请著名工业技术学者林继庸、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钱昌照担任副会长，调遣大批人手、调拨大笔资金，马不停蹄地展开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迁移活动。由于上海是重中之重，因此蒋纬国于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在上海锦江饭店摆下宴席，约见五百多名上海的实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银行家、厂长等。蒋二公子发帖，接到请帖的上海工商界名流们自然无不欣然前往。蒋纬国明明约了五百多人，结果来了八百多人，多出的三百人都是女人，是那些社会名流们的闺秀爱女或小妹小姨子，一个个打扮得摇曳生姿、光彩照人，目的很明显：趁着这个大好机会，看看能不能跟蒋二公子来个“一见钟情”，要是自家女儿或妹妹或小姨子能嫁入蒋家，带来的各方面好处根本就是无需多言的。
蒋纬国此时心急如火，虽然眼前有大把妹子等着他去泡，其中也不乏花容月貌的上海名媛或电影明星，甚至还主动对他暗送秋波、投怀送抱，但他毫无兴趣。“诸位工商界前辈！”饭店大厅内，蒋纬国看着现场的熙熙攘攘人群，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神色焦急而诚恳，“国难当头，战争已迫在眉睫！工商业是国家命脉，根据林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我父亲蒋委员长的命令，为保存国家元气并且不让我国工商业财产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沿海地区的工商业机构和人员都要全面地向西部内陆地区迁徙！这是我们国家眼下的头等大事之一，望诸位前辈跟国家、跟政府同心同德，共同为此事竭尽全力啊！”
现场立刻轰然响起纷杂喧嚣的议论声。
蒋纬国此话一出，现场的工商界名流里一半人脸色凝重或面露赞同支持，另一半人则有的人显得惶然无措，感到毫无心理准备，有的人显得忧心忡忡、六神无主，但还有少数人面露不以为然。“二公子…”人群里，一个年过六旬、戴着圆框眼镜、圆脸小眼的老者笑着开口道，“虽说居安思危是好事，但过度的居安思危就是庸人自扰了！二公子刚才口中的‘国难当头’未免危言耸听吧？五年前，国军和日本人在上海打得热火朝天（淞沪抗战），整个大上海人心惶惶，不知道多少人拖儿带女、拖家带口地想逃离上海，最后，国府和日本政府不照样握手言和？我的工厂一开始也手忙脚乱地准备搬迁，结果前后停工不过十天。二公子，天下本无事嘛！”
蒋纬国走上前：“敢问这位前辈是？”
老者自我介绍道：“二公子客气了，老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江南铁路公司董事、耶松船厂董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上海总工会副会长傅筱庵。”
蒋纬国很客气地道：“傅前辈，久仰大名。”他心里道，“你这老家伙，头衔真他妈的多。”他环顾着四周众人，目光如炬，“傅前辈刚才言之有理，过度的居安思危是庸人自扰，可是，不居安思危就会死于安乐了！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一下，本人代表政府既是来跟你们协商的，也是来下命令的！你们的企业、工厂，是你们的私人财产，但也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迁移，是等着被日本人接收，还是等着跟日本人合作？不迁移，等同于汉奸！”他突然间声色俱厉。
顿时，现场所有人无不悚然变色。
蒋纬国继续道：“这是政府给你们下的命令！你们必须服从！同时，政府也考虑到你们的难处，会给予全力的帮助和扶持。我很理解你们的犹豫和迟疑，大上海嘛，遍地都是黄金，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又是全国最大港口，又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谁舍得离开这片热土？但是没办法啊，你们喜欢上海，日本人更喜欢上海！所以你们必须迁！我代表政府，在这里向诸位保证，第一，所有迁移到西部内陆省份的工商企业都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和资助，都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第二，若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人阻扰这件大事，直接打电话给我，我全力帮忙解决。”他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诸位前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发财，却不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啊！你们觉得西部内陆省份太落后，可反过来，正因为西部内陆比较落后，那里岂不是一个个巨大的、未开发的、遍地商机的市场呢？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人力充足，缺的是资金、资本、技术、设备，你们去了西部，必能大展拳脚，开拓更加广大的新事业，利国利民也利己，树挪死，人挪活嘛！政府，为你们提供三条道路，第一条，在政府的补助下，全面迁入西部；第二条，如果不愿意迁移，政府会以市场价收购你们的工厂和企业，成为由政府经营的官方企业；第三条，如果又不愿意迁移又不愿意出售，那政府也没办法了！只能对不起了，派军队到你们工厂企业里，用炸药炸了你们的工厂企业！防止以后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并被日本人所用。”
现场所有人愈发地骇然变色。
蒋纬国用凌厉果断的语气补充道：“还有，奉劝某些人不要心存幻想，以为躲到租界里就没事了，既能躲过日本人又能躲过政府。错了！军队进不去，派其他人偷偷地进去搞破坏，政府还是做得到的！”他几乎是赤裸裸地进行威胁。
看到现场鸦雀无声，蒋纬国一锤定音：“三个月内，给我全部迁移走！三个月后还没有迁移走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会让它们统统变成废墟和废铁！”
“二公子言之有理！”人群里，一位渊渟岳峙的老者看着众人，“迁离大上海，固然有很多不便、不忍、不舍，但这是国家大事！由不得讨价还价！”他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
虞会长发话，自然进一步地打定了众人的决心。
“二公子放心吧！”虞洽卿目光炯炯地看着蒋纬国，“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动手！”
“谢谢您，虞会长。”蒋纬国十分感动地致谢。
虞洽卿凛然道：“国人本分，谈何感谢。”他看了看其他人，“从明天开始，准备搬迁吧！”
蒋纬国可以算得上这场大迁徙的“总设计师”，根据他的设计和规划：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东部的工商业设备和人员主要迁至陕西省南部和河南省西部；江苏省（包括上海）、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东部的工商业设备和人员主要迁至湖北省西部、四川省（包括重庆）、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的工商业设备和人员主要迁至江西省和湖南省。这些地点、路线都是蒋纬国根据“原先历史上的日军进攻路线和占领区”而设计的，自然是对症下药、效果显著。另外，蒋纬国特地挑选了很多重工业企业，秘密迁至六盘水和攀枝花，从而进一步地加快六盘水和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发展，把这两地变成中国后方的工业核心。
这项大迁移活动在整体上的进展还算是很顺利的，一来蒋纬国有“先见之明”，比原先历史提前好几个月就展开了这项活动，没有日本人的破坏、阻挠、轰炸，不需要一边挨炸弹一边搬机器，自然可以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展开来；二来蒋纬国手握尚方宝剑，拥有先斩后奏的大权，三来蒋纬国有的是钱，三来蒋纬国已经联系上民生公司，开通长江水路，四来绝大部分工商业名流人士都是深明大义、爱国爱民的，鼎力配合和支持政府此举，比如上海五金行业的领头人、上海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珏，上海机器厂总经理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总经理支秉渊，中华铁厂总经理王佐才，民用化工业巨头、“味精大王”吴蕴初，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中国通氏汽车轮胎工业首创人薛福基，冠生园公司总经理冼冠生，永利制碱厂总经理、著名化工实业家范旭东，荣氏企业掌门人荣宗敬（面粉大王）、荣德生（面纱大王）等等，可以说是群情激奋、应者如云；另一方面，在蒋纬国的努力推动下，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针对内迁工商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降低赋税、免收地契附加税、拥有原料供给优先权、无偿租借厂房地皮等，同时，蒋纬国还拿出五百万美元的巨款，用于扶助和补贴资金较困难的企业，这些措施都极大地鼓舞和提升了内迁工商企业的热情和信心。除此之外，蒋纬国也言而有信地成为从东部地区迁入西部地区并陷入“人生地不熟”困难境地里的工商企业们的坚实靠山。“内迁委员会”副会长林继庸、钱昌照在武汉市郊区的洪山、簸箕山一带选好了地址，打算建立一个由内迁企业组成的“新兴工业区”，没想到当地很多地主趁机哄抬地价，把地皮价钱提升到以前的十多倍，行为比后世炒房价还恶劣。数十名把企业迁到武汉的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名向蒋纬国告状，蒋纬国获悉后勃然大怒，直接带部队（蒋纬国有“隐形步兵营”在武汉）赶去弹压，先宣布所有地价都不能超过以前两倍，然后宣布擅自提升地价者一律以“汉奸罪”论处，最后抓了十几个出头鸟“杀鸡儆猴”，顺利地解决了矛盾争端。当地有一个道观叫长春观，拥有大片私地，观主侯永德不愿意让出自己的私地，煽动周围佃户拿着锄头斧头展开反抗。蒋纬国获悉后，亲自赶出解决，他先是苦口婆心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然后宣布给佃户们人家都给予经济补贴，从而说服了受到欺骗而持械反抗的佃户们，但侯永德仍然不依不饶，漫天要价。蒋纬国大怒，直接抡起棍子揍侯永德。由于现场有很多记者，侯永德因此而呼天抢地：“你们快看啊！蒋二公子打人啦！”
蒋纬国怒道：“老子打的就是你这种不识大体、自顾私利的王八蛋！修道之人本该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看看你这视财如命的德性！你他妈的也配当道士！滚你妈的！”
这件事迅速上了报纸头条，虽然有人批评蒋纬国“粗暴执法”，但他此举却大大地安定了东部工商界名流的人心，“有蒋二公子给我们撑腰，还怕什么呢？”从而愈发地安神定心。
蒋纬国在这场大搬迁活动在忙得四脚朝天，他确实是呕心沥血，因为他知道这件大事对中国、对抗战的意义，他每天坐飞机来回于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重庆、洛阳、长沙、南昌等地，晚上还要处理搬迁活动中的很多公务（很多公务其实可以由别人处理，但蒋纬国说话分量最重，使得他不得不亲力亲为），所以很多时候，蒋纬国晚上办公，白天在飞机上睡觉和吃饭，实际上，蒋纬国很不喜欢这样，累无所谓，最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担心飞机出事，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夜路走多了肯定撞鬼，飞机坐多了肯定提升坠机概率，蒋纬国可不想英年早逝并且还死得那么倒霉，但没办法，飞机速度最快，坐火车汽车太慢了，来不及在不同城市之间疲于奔命。比如，蒋纬国在南京，武汉又出事了，他如果坐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赶到武汉时，黄花菜都凉了，只能坐飞机才能迅速地赶过去。正因为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上海、武汉等地工商界邀请蒋纬国参加酒会、宴会、舞会什么的，他都一概拒绝，有哪家的名门闺秀想约他，他都睬也不睬（其实他心里蠢蠢欲动，但天降大任使得他没办法）。
在这场大搬迁活动中，蒋纬国提出了一个“三光政策”，拆光、运光，“如果没有拆光、运光，那老子就把它炸光”。经过蒋纬国和各级各方各界的努力，抗战爆发时，上海95%的工商业设备被搬运一空，预定搬迁省份里的90%以上的工商业设备都搬运一空，从而成功保住了中国的工商业根基和经济力量，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西部诸省份的开发、建设、发展。
搬迁，第一是工商业的搬迁，按顺序是：军工业、重工业、化工业、轻工业；工商业之后就是教育部门、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国宝文物的搬迁了。实际上，工商业的搬迁最终目的地还是在国民政府的“国统区”境内，至于大学之类的机构，放在地方军阀手里反而是无所谓的，所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大部分都被搬迁到了昆明，也有的去了重庆、成都、贵阳、西安等地，对此，云南省主席、滇系军阀首领龙云是欢迎的。在这接下来，就是搬迁人口了。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的发展，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四省会被日寇全面占领或大部分占领，山西眼下人口1160万，山东眼下人口3700万，河北眼下人口3000万，江苏眼下人口3300万，四省人口加起来超过1.1亿，肯定没办法全部迁走，并且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省也会不同程度地被日军蹂躏。实际上，华北三省的人口是蒋纬国“撤不动”的，因为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怎么愿意看到蒋纬国把自己私人王国里的人口给大规模地带走？蒋纬国只能把重点放在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以及浙北，把苏南浙北的人口向西撤，或向南撤，撤到风俗习惯跟苏南浙北较为相近的浙南赣北等地。不过，这个工作的难度远远超过撤离工厂和大学，人是恋家的，不太愿意突然间就背井离乡。蒋纬国只能竭尽所能，并且他也精力有限，只有等战争爆发了，“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老百姓们才会真的大规模地撤离家乡。眼下没有日本人的“帮忙”，蒋纬国此时还真没法大规模撤离人口，因此优先迁走那些科学文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