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节 烈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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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外延的日军控制区的上空,雷音隆隆中,一支由上百架飞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群在缓缓地盘旋着,包括四五十架bf-109战斗机、二三十架ju-88轰炸机以及三四十架ju-52运输机。运输机的驾驶舱内,飞行员都穿着乳白色的橡胶防化服且戴着防毒面具。看到中国空军机群夺空而来,地面日军纷纷躲进战壕里防备空袭,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稀稀拉拉地对空开火,几架中国飞机被击伤,拖着烈火黑烟坠向大地,其余飞机从容不迫地执行着任务,轰炸机猛烈轰炸冒出日军防空火力的地方,战斗机警惕戒备天空,防止日军战斗机赶来参战,运输机则飞向飘扬着太阳旗、有较多日军出没的地方,然后展开投弹。
“空襲!空襲!”声嘶力竭的日语嚎叫声中,还在地表上的日军急忙钻进战壕。
沉闷的破空声中,飞临日军头上的国军运输机劈头盖脑地扔下“炸弹”,看到这一幕的日军都蜷缩身体、捂住耳朵,但很快,日军发现根本没有爆炸声,也没有火光巨响,只有“噗呲!噗呲!”的怪异声,但日军阵地上同时又血肉横飞。回过神来的日军惊愕地发现,正在血肉横飞的不是自家同伙,而是中国空军运输机扔下的那些“炸弹”,或者应该说是“东西”,那些东西落地后摔得烂肉四溅、脓血喷射。
中国空军的运输机群在对日军阵地展开“轰炸”,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死人,是城内那些感染病菌后死掉的霍乱患者、伤寒患者、鼠疫患者、肺结核患者的平民尸体。一架个座位,可以乘坐18名步兵或伞兵,挤一挤可以乘坐25名军人,用来装死人的话则可以装40具以上(反正死人不需要考虑舒适性,层层叠叠地堆在里面就行了)。出击的这些ju-52犹如“飞行棺材”,每架的机舱里都装满染病后死掉的平民尸体,飞行员都穿着密实的防化服,驾驶飞机飞到日军阵地上或控制区内,一股脑地把死人扔下去。从几百米处被空投下去的死人在落地后自然摔得稀烂如泥。
日军阵地上,ju-52运输机在呼啸而过后,地面上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绽放开一滩滩烂肉和一团团四溅喷射的脓血。三四十架ju-52运输机,一次性地把1500多具感染者尸体扔到了日军阵地上,摔开了1500多个人肉感染源,并且后续还有第二波、第三波乃至更多。
接到报告且迅速明白南京军用意后的畑俊六中将等日军高层无不惊恐得面如土色,继而毛骨悚然地拼命下令:“快!立刻隔离遭到支那军‘细菌轰炸’的那些部队!绝不能让疫病扩散开!所有人员都要进行体检!调遣医疗部队前去扑灭疫情!向国内请求派来更多的医生!我们还更多的药物!快!快!”
想到疫病在自己麾下几十万大军里扩散开的场景,畑俊六中将如坠深渊、不寒而栗。
日军对南京军实施细菌战后,战局不但没有像日军高层预测的那样“一举制胜”,恰恰相反,日军反而陷入巨大的仓惶中,因为南京军“就地取材”,把城内感染病菌而死的平民尸体用运输机扔到了日军头上,不止如此,围攻南京城的日军还不得不“退避三舍”,因为南京军把日军的细菌武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双方拉锯区或对峙区内,可以看到这么一幕幕的场景:一辆辆南京军的汽车,满载着感染病菌而死的平民尸体,开到两军拉锯区或对峙区或直接是南京军阵地前数百米处,把死人扔了一地,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南京军阵地前。数以千计感染病菌而死的死人,形成了南京军阵地前的一道“铜墙铁壁”,让日军望之色变,根本不敢进攻,因为进攻路线上都是感染疫病而死的死人,并且还因此而被迫后退一定距离。
南京军跟日军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日军害怕病菌、会被病菌感染,南京军自然也是一样,南京军不可能会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对此,南京军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消毒防疫措施,比如扑杀老鼠等会携带病菌的动物,喝水都必须经过高温烧煮,饭菜也进行高温杀菌,一旦发现疑似患者立刻隔离,生活区域都用生石灰粉等物进行消毒等等。实际上,南京军内已经出现感染者了,疫病已经在南京军内出现并缓慢扩散,南京军努力做的一是减缓疫病的扩散速度,二是拉着日军一起感染。
5月28日这天夜里,南京军在中华门外发动了一场反击战。
这场反击战的规模和力度都不算大,只是营级的,但壮烈程度却堪称神鬼落泪。雨花台沦陷后,中华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中,日军屡屡进攻中华门,随时可能因此而突入城内。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时,南京军800余官兵对中华门外的日军第11师团第22旅团发动了反击。第22旅团虽然损失很大,但仍有五千之众,南京军八百人攻击五千敌军,称之为“以卵击石”也不为过,但真实情况是,南京军的这800多名官兵都是已经感染病菌的病号军人,带队的是也已经感染上肺结核的预备第2师副参谋长吕旃蒙上校。吕旃蒙生病后拒绝接受救治,他对过来劝他的预2师师长陈明仁说道:“师座,算了吧!我知道,我们药品非常少了,肺结核是很难治好的。用来救我的青霉素起码可以救好三十个正常受伤后的伤兵,所以何必浪费呢?死就死吧,军人本就该死在战场上的。”
陈明仁情不自禁地潸然落泪:“旃蒙啊,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吕旃蒙回答道:“师座,我不想死在病床上,我想死在战斗里,死在冲锋的路上,所以,趁着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垮掉,还能撑住,我想出城杀敌。”
随后,吕旃蒙在军医院里招募志愿者:“我需要跟我一样,生病没救了的人,去找鬼子拼命!谁愿意跟我一起上?”
累计有八百多名感染病菌后决心拼死杀敌的官兵跟吕旃蒙一起参加了这场中华门外的反击战,出击前,官兵们带了三十辆大卡车,卡车上装满患病死掉的军民尸体,在死人堆里都放上了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战斗爆发后,官兵们在完全视死如归、毫无畏惧中冲向人数是他们六倍多的日军,杀声震天、血火如炬,肉搏战中,官兵们不但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使用刺刀、钢盔、拳头、牙齿跟日军厮杀,还拼命地把带着血丝的吐沫浓痰啐到日军脸上,此举并非在侮辱日军,而是一种特殊的杀敌方式。这一幕也许显得非常匪夷所思,甚至有些滑稽,但这些官兵们的念头却是壮烈无比的:“他妈的!老子就算杀不死你,也要拉着你一起生病!”战斗到最后,开着装满死人的大卡车的南京军汽车兵纷纷引爆车厢死人堆里的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炸得无数沾满病菌的烂肉脓血在日军人群里瓢泼飞溅。八百余南京军患病官兵全部战死,杀伤日军一千余人,同时还给日军带去了极大恐慌。几天后,日军第22旅团内确实出现了近千名的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先后病死了四五百人,该旅团第44联队联队长矢野长雄大佐也因感染霍乱而病死。
把病死的死人尸体当成炸弹扔向日军、把病死的死人尸体丢弃在阵地前阻挡日军、组织感染病菌的军人对日军进行“细菌反击战”、用卡车装满病死的死人尸体到日军阵地上引爆...毫无疑问的,这都是萧爻的主意,也只有他能出这种完全没人道甚至没人性的主意。实际上,萧爻出这些主意时遭到了极大的反对,黄维等人抨击他“太过于残忍”“侮辱死难者的遗体”,萧爻完全不以为然:“战争,胜利才是第一,至于获胜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天经地义的!”若不是因为蒋纬国的思想来自后世,他也难以接受萧爻的这种手段。蒋纬国记得后世有一部十分著名的三国题材漫画《火凤燎原》,里面有一个概念叫“黑暗兵法”,即以非人道手段达成最终目的的兵法,不过,黑暗兵法是为“仁政”铺路的,其宗旨是不择手段地迅速平定天下大乱,然后实行治世仁道,先乱后治。蒋纬国发现,萧爻其实也是“黑暗兵法”实施者,这家伙真的是完全不在乎手段。
因为日军对南京军实施细菌战但南京军不择手段地进行回击,导致日军一时间根本不敢大规模进攻南京,使得南京战场上又暂时平静下来了。攻城的日军和守城的南京军都在忙着对付细菌疫病,毕竟细菌杀人可不分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
1938年6月1日,南京之战第七个月第一天,南京之战第183天。
在这一天,太原会战(山西省抗战)的核心战役太原保卫战爆发。
日军是在3月20日对山西省发动进攻的,战至此时,晋绥军(以及协助晋绥军作战的中央军、中共军等部队)已经坚持两个多月,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战果,参战的中国军队自身累计伤亡约12万人,累计杀伤日军4万余人,只是,敌我双方毕竟是敌强我弱,日军仍然在山西省境内步步推进,并于6月1日这天正式兵临太原城下。
对此,阎锡山采取了“效仿南京城,死守太原城”对策,正如他自己说的,“太原一丢,山西不保”,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死守住太原,并且南京坚持整整六个月的辉煌战绩也让他十分羡慕且得到很大的激励。在日军兵临太原城下一个多月前,阎锡山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组织“太原保卫战”,他处处学习蒋纬国的做法,把太原守军定名为“太原军”,调遣数万民工在城内城外修建防御工事,还公开宣称“我阎锡山本人誓与太原城共存亡”的高调,任命自己为太原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任命擅长打防御战的晋绥军骨干大将傅作义为副司令长官,声称“南京能坚持多久,太原就也能坚持多久”“太原军必定会跟南京军一样,痛击日寇、寸步不退”等等,甚至,他还学习蒋纬国,在太原城内大张旗鼓地建了一座“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之墓”。虽说阎锡山这些举措有些东施效颦,但确实也很大地鼓舞了广大晋绥军官兵的士气;另一方面,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打一场“轰轰烈烈的、绝不比南京战役逊色的太原战役”,主动放弃了晋中地区和太原城外围多个重要城市,将以上城市拱手让给了日军,从而保存晋绥军数万精锐用以加强太原的保卫力量,并且以此宣扬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6月1日,太原保卫战正式爆发,日军投入约8万兵力,守城中国军队(主要是晋绥军,另有部分中央军等部队)约10万兵力。
6月15日,太原沦陷,日军死伤超过2万人,守城中国军队伤亡约7万人。
太原保卫战持续了半个月、十五天,太原并没有成为第二个南京,看似大出各方的预料,实际上却是必然的事情,原因也很好分析,首先,阎锡山虽然在战前说了很多狠话,但战事在爆发后第五天时,有部分日军突入太原城内,阎锡山立刻心头发慌,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城,守城官兵们暂时被蒙在鼓里(阎锡山肯定没底气公开找借口离开),发现此事后,守城部队一方面士气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太原也被抛弃了,对阎锡山产生很大不满,从而斗志大降。阎锡山没有言而有信,给守城官兵们做出了严重的反面榜样并且带来很严重的负面效应;其次,太原城防司令是阎锡山本人,副司令是傅作义,按道理,阎锡山离开后,傅作义自然接替他的职务,实际上,阎锡山和傅作义是貌合神离的关系,虽然两人都是晋人,但同床异梦,晋绥军之所以被称为“晋绥军”,因为该军阀的地盘主要是山西省和绥远省,山西省是阎锡山的核心根基,绥远省是次要地区,傅作义虽是晋绥军的骨干大将,但长期掌管绥远省,已经自成一派,是晋绥军内部的第一大实力派,阎锡山名义上拥有晋绥二省,其实只拥有山西省,绥远省则是傅作义的私人地盘,阎锡山早就猜忌并想除掉傅作义,七七事变前一个多月,阎锡山宴请傅作义,准备用毒酒毒死傅作义,结果让晋绥军另一骨干将领杨效欧阴差阳错地误食毒酒,做了傅作义的替死鬼,可想而知,傅作义心里是如何看待阎锡山的,两人关系又是如何恶劣,抗战爆发后,两人因为民族大义而联手,但肯定没有“冰释前嫌”。此次的这场太原保卫战,傅作义因为善于守城,所以被阎锡山任命为城防副司令,但阎锡山根本就不放心傅作义,没有给他实权,太原军的几个军长都是阎锡山的心腹,完全架空了傅作义,所以傅作义无法有效地指挥部队,阎锡山悄悄地离城后,傅作义只是挂名的副司令兼代理司令,几个军长各行其是,导致太原军一盘散沙,同时,傅作义也肯定并不想真心给阎锡山卖命,所以在城破前三天就离城了,使得太原军在统筹指挥方面更是雪上加霜;第三,晋绥军的武器装备大不如南京军,从枪械到坦克、飞机、火炮再到弹药储备,太原军都远不及南京军;第四,太原防御工事也大不如南京防御工事,南京防御工事在开战前半年就已经修建了,开战后也一直不停地修建,自然是阎锡山临时修建的那些工事所望尘莫及的;第五,太原军高层将领的指挥能力同样大不如南京军(南京军毕竟有蒋纬国这个“外挂人物”起到极大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南京城坚持六个月而不破,太原城只坚持半个月就沦陷了。
尽管如此,太原城的广大守城官兵还是浴血奋战,在山西省战场上给了日军造成了最后一记重创,同时,晋绥军剩下的精华差不多也在太原保卫战中拼光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原本共有二三十万人马,精华约十万,一路打下来,最后的几万精华也都消耗在了太原保卫战中。太原沦陷后,阎锡山痛心疾首得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不眠,一是因为丢了太原,二是晋省局势完全恶化,三是他的命根子晋绥军的精华基本上都拼光了,只剩四五万缺枪少弹的残兵败将。
太原保卫战接受后,阎锡山率残部退往晋南的临汾,依靠晋南山脉进行最后的迟滞抵抗,此时,山西省约五分之四地区沦陷,不过,拿下太原后的日军并未穷追猛打,因为日军已经元气大伤、无力进击。在山西省战场上,日军累计死伤6.4万人(中国军队在山西省战场上伤亡约20万,是日军的三倍),耗费军械物资不计其数,日军毕竟此时还要继续南京会战和徐州会战,打下太原后,日军能用于山西省战场的军力已至极限,所以没有继续乘胜追击,让阎锡山得以暂时在晋南一隅之地苟延残喘。
至此,华北地区的四个主要省份里,河北省全境沦陷,山东省全境沦陷,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沦陷,河南省沦陷了北部的一小部分。
与此同时,徐州战场上,自4月29日爆发徐州会战后,日军经一个月激战,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击破了中国军队在鲁南地区的防御,逐步地进犯向徐州北部最后屏障台儿庄。
南京烽烟暂时消散的这段日子里,德国政府的高级特使不停地来往于武汉和东京,反复进行居中调停和外交斡旋。此时已经是1938年6月,希特勒真的不希望中日继续打下去了。
南京城外延的日军控制区的上空,雷音隆隆中,一支由上百架飞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群在缓缓地盘旋着,包括四五十架bf-109战斗机、二三十架ju-88轰炸机以及三四十架ju-52运输机。运输机的驾驶舱内,飞行员都穿着乳白色的橡胶防化服且戴着防毒面具。看到中国空军机群夺空而来,地面日军纷纷躲进战壕里防备空袭,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稀稀拉拉地对空开火,几架中国飞机被击伤,拖着烈火黑烟坠向大地,其余飞机从容不迫地执行着任务,轰炸机猛烈轰炸冒出日军防空火力的地方,战斗机警惕戒备天空,防止日军战斗机赶来参战,运输机则飞向飘扬着太阳旗、有较多日军出没的地方,然后展开投弹。
“空襲!空襲!”声嘶力竭的日语嚎叫声中,还在地表上的日军急忙钻进战壕。
沉闷的破空声中,飞临日军头上的国军运输机劈头盖脑地扔下“炸弹”,看到这一幕的日军都蜷缩身体、捂住耳朵,但很快,日军发现根本没有爆炸声,也没有火光巨响,只有“噗呲!噗呲!”的怪异声,但日军阵地上同时又血肉横飞。回过神来的日军惊愕地发现,正在血肉横飞的不是自家同伙,而是中国空军运输机扔下的那些“炸弹”,或者应该说是“东西”,那些东西落地后摔得烂肉四溅、脓血喷射。
中国空军的运输机群在对日军阵地展开“轰炸”,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死人,是城内那些感染病菌后死掉的霍乱患者、伤寒患者、鼠疫患者、肺结核患者的平民尸体。一架个座位,可以乘坐18名步兵或伞兵,挤一挤可以乘坐25名军人,用来装死人的话则可以装40具以上(反正死人不需要考虑舒适性,层层叠叠地堆在里面就行了)。出击的这些ju-52犹如“飞行棺材”,每架的机舱里都装满染病后死掉的平民尸体,飞行员都穿着密实的防化服,驾驶飞机飞到日军阵地上或控制区内,一股脑地把死人扔下去。从几百米处被空投下去的死人在落地后自然摔得稀烂如泥。
日军阵地上,ju-52运输机在呼啸而过后,地面上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绽放开一滩滩烂肉和一团团四溅喷射的脓血。三四十架ju-52运输机,一次性地把1500多具感染者尸体扔到了日军阵地上,摔开了1500多个人肉感染源,并且后续还有第二波、第三波乃至更多。
接到报告且迅速明白南京军用意后的畑俊六中将等日军高层无不惊恐得面如土色,继而毛骨悚然地拼命下令:“快!立刻隔离遭到支那军‘细菌轰炸’的那些部队!绝不能让疫病扩散开!所有人员都要进行体检!调遣医疗部队前去扑灭疫情!向国内请求派来更多的医生!我们还更多的药物!快!快!”
想到疫病在自己麾下几十万大军里扩散开的场景,畑俊六中将如坠深渊、不寒而栗。
日军对南京军实施细菌战后,战局不但没有像日军高层预测的那样“一举制胜”,恰恰相反,日军反而陷入巨大的仓惶中,因为南京军“就地取材”,把城内感染病菌而死的平民尸体用运输机扔到了日军头上,不止如此,围攻南京城的日军还不得不“退避三舍”,因为南京军把日军的细菌武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双方拉锯区或对峙区内,可以看到这么一幕幕的场景:一辆辆南京军的汽车,满载着感染病菌而死的平民尸体,开到两军拉锯区或对峙区或直接是南京军阵地前数百米处,把死人扔了一地,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南京军阵地前。数以千计感染病菌而死的死人,形成了南京军阵地前的一道“铜墙铁壁”,让日军望之色变,根本不敢进攻,因为进攻路线上都是感染疫病而死的死人,并且还因此而被迫后退一定距离。
南京军跟日军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日军害怕病菌、会被病菌感染,南京军自然也是一样,南京军不可能会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对此,南京军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消毒防疫措施,比如扑杀老鼠等会携带病菌的动物,喝水都必须经过高温烧煮,饭菜也进行高温杀菌,一旦发现疑似患者立刻隔离,生活区域都用生石灰粉等物进行消毒等等。实际上,南京军内已经出现感染者了,疫病已经在南京军内出现并缓慢扩散,南京军努力做的一是减缓疫病的扩散速度,二是拉着日军一起感染。
5月28日这天夜里,南京军在中华门外发动了一场反击战。
这场反击战的规模和力度都不算大,只是营级的,但壮烈程度却堪称神鬼落泪。雨花台沦陷后,中华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中,日军屡屡进攻中华门,随时可能因此而突入城内。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时,南京军800余官兵对中华门外的日军第11师团第22旅团发动了反击。第22旅团虽然损失很大,但仍有五千之众,南京军八百人攻击五千敌军,称之为“以卵击石”也不为过,但真实情况是,南京军的这800多名官兵都是已经感染病菌的病号军人,带队的是也已经感染上肺结核的预备第2师副参谋长吕旃蒙上校。吕旃蒙生病后拒绝接受救治,他对过来劝他的预2师师长陈明仁说道:“师座,算了吧!我知道,我们药品非常少了,肺结核是很难治好的。用来救我的青霉素起码可以救好三十个正常受伤后的伤兵,所以何必浪费呢?死就死吧,军人本就该死在战场上的。”
陈明仁情不自禁地潸然落泪:“旃蒙啊,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吕旃蒙回答道:“师座,我不想死在病床上,我想死在战斗里,死在冲锋的路上,所以,趁着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垮掉,还能撑住,我想出城杀敌。”
随后,吕旃蒙在军医院里招募志愿者:“我需要跟我一样,生病没救了的人,去找鬼子拼命!谁愿意跟我一起上?”
累计有八百多名感染病菌后决心拼死杀敌的官兵跟吕旃蒙一起参加了这场中华门外的反击战,出击前,官兵们带了三十辆大卡车,卡车上装满患病死掉的军民尸体,在死人堆里都放上了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战斗爆发后,官兵们在完全视死如归、毫无畏惧中冲向人数是他们六倍多的日军,杀声震天、血火如炬,肉搏战中,官兵们不但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使用刺刀、钢盔、拳头、牙齿跟日军厮杀,还拼命地把带着血丝的吐沫浓痰啐到日军脸上,此举并非在侮辱日军,而是一种特殊的杀敌方式。这一幕也许显得非常匪夷所思,甚至有些滑稽,但这些官兵们的念头却是壮烈无比的:“他妈的!老子就算杀不死你,也要拉着你一起生病!”战斗到最后,开着装满死人的大卡车的南京军汽车兵纷纷引爆车厢死人堆里的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炸得无数沾满病菌的烂肉脓血在日军人群里瓢泼飞溅。八百余南京军患病官兵全部战死,杀伤日军一千余人,同时还给日军带去了极大恐慌。几天后,日军第22旅团内确实出现了近千名的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先后病死了四五百人,该旅团第44联队联队长矢野长雄大佐也因感染霍乱而病死。
把病死的死人尸体当成炸弹扔向日军、把病死的死人尸体丢弃在阵地前阻挡日军、组织感染病菌的军人对日军进行“细菌反击战”、用卡车装满病死的死人尸体到日军阵地上引爆...毫无疑问的,这都是萧爻的主意,也只有他能出这种完全没人道甚至没人性的主意。实际上,萧爻出这些主意时遭到了极大的反对,黄维等人抨击他“太过于残忍”“侮辱死难者的遗体”,萧爻完全不以为然:“战争,胜利才是第一,至于获胜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天经地义的!”若不是因为蒋纬国的思想来自后世,他也难以接受萧爻的这种手段。蒋纬国记得后世有一部十分著名的三国题材漫画《火凤燎原》,里面有一个概念叫“黑暗兵法”,即以非人道手段达成最终目的的兵法,不过,黑暗兵法是为“仁政”铺路的,其宗旨是不择手段地迅速平定天下大乱,然后实行治世仁道,先乱后治。蒋纬国发现,萧爻其实也是“黑暗兵法”实施者,这家伙真的是完全不在乎手段。
因为日军对南京军实施细菌战但南京军不择手段地进行回击,导致日军一时间根本不敢大规模进攻南京,使得南京战场上又暂时平静下来了。攻城的日军和守城的南京军都在忙着对付细菌疫病,毕竟细菌杀人可不分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
1938年6月1日,南京之战第七个月第一天,南京之战第183天。
在这一天,太原会战(山西省抗战)的核心战役太原保卫战爆发。
日军是在3月20日对山西省发动进攻的,战至此时,晋绥军(以及协助晋绥军作战的中央军、中共军等部队)已经坚持两个多月,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战果,参战的中国军队自身累计伤亡约12万人,累计杀伤日军4万余人,只是,敌我双方毕竟是敌强我弱,日军仍然在山西省境内步步推进,并于6月1日这天正式兵临太原城下。
对此,阎锡山采取了“效仿南京城,死守太原城”对策,正如他自己说的,“太原一丢,山西不保”,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死守住太原,并且南京坚持整整六个月的辉煌战绩也让他十分羡慕且得到很大的激励。在日军兵临太原城下一个多月前,阎锡山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组织“太原保卫战”,他处处学习蒋纬国的做法,把太原守军定名为“太原军”,调遣数万民工在城内城外修建防御工事,还公开宣称“我阎锡山本人誓与太原城共存亡”的高调,任命自己为太原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任命擅长打防御战的晋绥军骨干大将傅作义为副司令长官,声称“南京能坚持多久,太原就也能坚持多久”“太原军必定会跟南京军一样,痛击日寇、寸步不退”等等,甚至,他还学习蒋纬国,在太原城内大张旗鼓地建了一座“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之墓”。虽说阎锡山这些举措有些东施效颦,但确实也很大地鼓舞了广大晋绥军官兵的士气;另一方面,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打一场“轰轰烈烈的、绝不比南京战役逊色的太原战役”,主动放弃了晋中地区和太原城外围多个重要城市,将以上城市拱手让给了日军,从而保存晋绥军数万精锐用以加强太原的保卫力量,并且以此宣扬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6月1日,太原保卫战正式爆发,日军投入约8万兵力,守城中国军队(主要是晋绥军,另有部分中央军等部队)约10万兵力。
6月15日,太原沦陷,日军死伤超过2万人,守城中国军队伤亡约7万人。
太原保卫战持续了半个月、十五天,太原并没有成为第二个南京,看似大出各方的预料,实际上却是必然的事情,原因也很好分析,首先,阎锡山虽然在战前说了很多狠话,但战事在爆发后第五天时,有部分日军突入太原城内,阎锡山立刻心头发慌,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城,守城官兵们暂时被蒙在鼓里(阎锡山肯定没底气公开找借口离开),发现此事后,守城部队一方面士气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太原也被抛弃了,对阎锡山产生很大不满,从而斗志大降。阎锡山没有言而有信,给守城官兵们做出了严重的反面榜样并且带来很严重的负面效应;其次,太原城防司令是阎锡山本人,副司令是傅作义,按道理,阎锡山离开后,傅作义自然接替他的职务,实际上,阎锡山和傅作义是貌合神离的关系,虽然两人都是晋人,但同床异梦,晋绥军之所以被称为“晋绥军”,因为该军阀的地盘主要是山西省和绥远省,山西省是阎锡山的核心根基,绥远省是次要地区,傅作义虽是晋绥军的骨干大将,但长期掌管绥远省,已经自成一派,是晋绥军内部的第一大实力派,阎锡山名义上拥有晋绥二省,其实只拥有山西省,绥远省则是傅作义的私人地盘,阎锡山早就猜忌并想除掉傅作义,七七事变前一个多月,阎锡山宴请傅作义,准备用毒酒毒死傅作义,结果让晋绥军另一骨干将领杨效欧阴差阳错地误食毒酒,做了傅作义的替死鬼,可想而知,傅作义心里是如何看待阎锡山的,两人关系又是如何恶劣,抗战爆发后,两人因为民族大义而联手,但肯定没有“冰释前嫌”。此次的这场太原保卫战,傅作义因为善于守城,所以被阎锡山任命为城防副司令,但阎锡山根本就不放心傅作义,没有给他实权,太原军的几个军长都是阎锡山的心腹,完全架空了傅作义,所以傅作义无法有效地指挥部队,阎锡山悄悄地离城后,傅作义只是挂名的副司令兼代理司令,几个军长各行其是,导致太原军一盘散沙,同时,傅作义也肯定并不想真心给阎锡山卖命,所以在城破前三天就离城了,使得太原军在统筹指挥方面更是雪上加霜;第三,晋绥军的武器装备大不如南京军,从枪械到坦克、飞机、火炮再到弹药储备,太原军都远不及南京军;第四,太原防御工事也大不如南京防御工事,南京防御工事在开战前半年就已经修建了,开战后也一直不停地修建,自然是阎锡山临时修建的那些工事所望尘莫及的;第五,太原军高层将领的指挥能力同样大不如南京军(南京军毕竟有蒋纬国这个“外挂人物”起到极大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南京城坚持六个月而不破,太原城只坚持半个月就沦陷了。
尽管如此,太原城的广大守城官兵还是浴血奋战,在山西省战场上给了日军造成了最后一记重创,同时,晋绥军剩下的精华差不多也在太原保卫战中拼光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原本共有二三十万人马,精华约十万,一路打下来,最后的几万精华也都消耗在了太原保卫战中。太原沦陷后,阎锡山痛心疾首得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不眠,一是因为丢了太原,二是晋省局势完全恶化,三是他的命根子晋绥军的精华基本上都拼光了,只剩四五万缺枪少弹的残兵败将。
太原保卫战接受后,阎锡山率残部退往晋南的临汾,依靠晋南山脉进行最后的迟滞抵抗,此时,山西省约五分之四地区沦陷,不过,拿下太原后的日军并未穷追猛打,因为日军已经元气大伤、无力进击。在山西省战场上,日军累计死伤6.4万人(中国军队在山西省战场上伤亡约20万,是日军的三倍),耗费军械物资不计其数,日军毕竟此时还要继续南京会战和徐州会战,打下太原后,日军能用于山西省战场的军力已至极限,所以没有继续乘胜追击,让阎锡山得以暂时在晋南一隅之地苟延残喘。
至此,华北地区的四个主要省份里,河北省全境沦陷,山东省全境沦陷,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沦陷,河南省沦陷了北部的一小部分。
与此同时,徐州战场上,自4月29日爆发徐州会战后,日军经一个月激战,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击破了中国军队在鲁南地区的防御,逐步地进犯向徐州北部最后屏障台儿庄。
南京烽烟暂时消散的这段日子里,德国政府的高级特使不停地来往于武汉和东京,反复进行居中调停和外交斡旋。此时已经是1938年6月,希特勒真的不希望中日继续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