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5节 再度忙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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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很忙，实际上，他根本就没闲过，需要他操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军队和经济，是需要蒋纬国两手抓的两件头等大事，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没钱还想建设强大的军队，无异于空中楼阁。为了发展经济并且是快速地发展，蒋纬国终日苦思冥想，毕竟他在这方面是不折不扣的外行，虽然身边有一批中国乃至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辅助他，但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和目光毕竟不是跟他一样超越历史的，他们能制定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方案，可蒋纬国还是嫌慢，他需要更快速的模式。蒋纬国知道闭门造车式的空想不是办法，他需要先例进行借鉴和参考。想来想去，蒋纬国最后努力地回忆原先历史上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韩国的“汉江奇迹”，因为这两条道路十分相似，并且也最适合此时的华北乃至整个中国。
蒋纬国不得不急，中国此时毕竟还处于战争状态中，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地搞经济，要搞也只能搞战时经济，只要不祸害国家和同胞，来钱快就行了。跟着一批经济学家这么久，蒋纬国也弄清楚了不少门道：不管是哪一套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都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海运航线、电线、邮政，最重要的是有较高比例的了解现代化、工业化的高素质国民，因此，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全面扫盲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教育确实是头等大事。希特勒为什么用六七年时间就能完成德国的复兴？因为他的发展基础太好了，一战后的德国确实又破又烂又穷又弱，但最重要的东西还在，就是高素质国民，德国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科研大师和文艺巨匠层出不穷，德国人识字率几乎达到100%，所以只要政府进行高效率的领导，奋斗几年，德国马上就能“满气血复活”。希特勒的领导能力固然是过人的，但更重要的是德国发展基础良好，试想一下，把希特勒扔到非洲去统治一个土著部落，会怎么样？答案是哪怕给希特勒五十年，他也不可能建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司司长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何思源，天天跟蒋纬国要钱要拨款，蒋纬国算是怕他了，但也必须要面对他，好好地建设华北的教育事业。何思源口气大得惊人，打算在华北修建一堆大学以及一大堆中学和两大堆小学，并且是根据人口数量及比例来进行修建的，蒋纬国不得不建议他“脚踏实地一点”，根据客观现实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此时中国的一流大学共有五座：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另外，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北洋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也都非常出色，关于大学，现在进行扩建肯定是不切实际的，高等教育固然重要，但基层教育同样非常重要，蒋纬国拨款给何思源，让他在各地成立“扫盲学校”，普及文化，提升基层老百姓的识字率。
职业学校对于眼下的中国，甚至比大学还要重要，因为中国比起科学家更缺少技术工，特别是跟工业、军事有关的。蒋纬国再次投资，让何思源跟军队合作，创办了二三十所职业技工学校，另加职工夜校，清一色的“速成班”，因为中国真的没时间了，培训二三年甚至一二年就必须要上岗工作了。
原先历史上朴正熙正式开启汉江奇迹时，他的第一个重大指示是“要引进必要的外资”，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一样，“改革”是对内，“开发”是对外，目的同样是吸引外国的资金、资源、人员、技术、设备，让外国人在中国能赚到钱，同时也反哺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蒋纬国见贤思齐，学习朴正熙，学习邓总设计师，展开民国版的改革开放，大力地招商引资。
中国此时的国际环境还是比较温和的，日本不再跟中国打仗了（虽然早晚会全面再战），没了这个虎狼强敌，中国确实“和平了”，一方面，蒋纬国大力地支持本国的爱国企业家们、实业家们抓住机遇，发展本国经济，一方面，蒋纬国又跟德国人、犹太人、海外侨胞们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让德国的富商巨贾来华投资办厂，让本来就精通经商且富可敌国的犹太人在中国落地但不生根地开拓新市场并把这里当成半个祖国进行经营，让海外侨胞们回馈祖国帮助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刚刚结束内战的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还有苏联，甚至还有日本，在此时都可以来华做生意了，虽然中国现在并不让美英法喜欢（跟德国走得太近，并且在战争中毫不客气地打它们跟日本进行贸易的商船），但有利可图的话，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会拒绝赚钱发财的机会，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比如美国人，在中日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地从日本人那里赚着沾满中国人鲜血和眼泪的钞票，眼下，美国人完全没有理由不来中国赚钱，反正都是钱，哪怕再肮脏、再血腥，美国人也不在乎。因此，蒋纬国派人百般前去美英法意等国进行招商引资，在中国开办中外合资的工厂企业，中国提供场地、原料、廉价劳动力等，列强提供资金、技术、设备等，互利双赢、一起赚钱。为了能吸引外商外资，蒋纬国精心地制定了一系列外商优惠政策，比如给予三年免税、把中国的矿山、土地进行抵押换来贷款等。
工业园区、开发区，是蒋纬国的“独创”。唐山、沧州、烟台、威海、青岛、连云港、南通、崇明（崇明县，整个崇明岛）、宁波、台州、温州、宁德、福州、泉州、厦门、汕头、广州、汕尾、广州、湛江、海南（整个海南岛）...国统区众多沿海城市被蒋纬国遍地开花地建立了大大小小上百个中外合资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出口矿产，发展服装、小五金等民用轻工业，形成全线的产业链和产业结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外汇。其实，蒋纬国此举在此时已经有雏形，就是湛江（广州湾），中日战争爆发后，因为中国海上交通线基本遭到日军切断，导致此时是法国租界的湛江成为中国唯一可以进行自由通商的大港口，一跃成为中国的沿海商业重镇和中国海上航运中心，商业得到非常蓬勃繁荣的发展，号称“第二香港”。蒋纬国要做的，就是让中国拥有更多的沿海开放城市，拥有更多的“第二香港”“第二上海”。
中国此时除了工业原料、矿物资源外，能出口的东西并不多，也就陶瓷、丝绸、茶叶、中草药等传统商品了，但还可以出口一样东西，就是创意。蒋纬国通过宋美龄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创意，宋美龄是超级旗袍发烧友，衣柜衣橱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旗袍，蒋纬国因此而受到启发：中国光是做衣服卖衣服还是不够的，应该卖出创意、卖出特色、卖出潮流。兴奋不已的蒋纬国随即跟宋美龄“借来了”她的“御用裁缝”张瑞香，又邀请了张菁英、叶浅予、张碧梧、胡亚光、方雪鹄、万籁鸣等一批中国此时的服装设计师（其实民国时没有真正的“服装设计师”这个概念，设计服装的基本上是画家），把自己脑子里后世一些新潮时髦的服装大致上的样子描述给这些设计师，然后让他们进行具体的设计，促进此时的服装款式多样化。后来，蒋纬国又一想：自己干嘛不举办一个“国际服装展会”呢？说干就干的他随即在青岛非常隆重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际服装展会，发布新款服装，以此吸引世界目光，带动中国服装的出口业。
这场“青岛国际服装展会”在筹备时出现这么一个细节：蒋纬国找不到足够的女模特，毕竟此时的社会风气虽然不封建了，但也没有后世那么开放。想来想去，蒋纬国无可奈何地去求助他的女朋友们，杨梅不感兴趣，完全不想参加（蒋纬国不敢强迫她，因为会被她揍的，并且杨梅此时身怀六甲），蔡文娜虽然非常听蒋纬国的话，但也感到迟疑和胆怯，施利聆和柳无垢都是“当代知识女性”，对蒋纬国提出了强烈抗议：“什么？你竟然想要我们穿这种乱七八糟的衣服去走什么...t台？t台是什么东西！”她们把蒋纬国带来的新款服装一股脑扔到蒋纬国脸上。
“废话！”蒋纬国气势汹汹，“国家这么穷，要为国家挣钱啊！到你们献身的时候了！你们不是天天吵着要为国家出力吗？机会来了！给我上！”
施利聆撇撇嘴：“我从来没说过！并且...”她摸摸肚子，理直气壮，“我怀孕了。”
蒋纬国看着柳无垢，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你说过的吧？我记得某个人第一次见我，就劈头盖脑地骂我不为国家做贡献，啧啧啧！”
柳无垢第一次被蒋纬国逼得头上冒汗：“话是那样说，但我...你去找别人不行么？”
蒋纬国鄙夷地看着柳无垢：“看看！你们这些酸秀才，整天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结果轮到你们出力了，却找借口畏缩不前！真虚伪！”
柳无垢又气又急，被蒋纬国逼得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好，我试试吧！”
作为蒋纬国的“四姨太”，柳无垢都愿意抛头露面，有了这个光荣榜样，蒋纬国招募女模特的难度一下子大大降低了，因此在蒋纬国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下，“第一届青岛国际服装展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轰动国内外，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服装业的出口，但同时也招来了大批卫道士的猛烈批评。骂得最凶的就是柳无垢的父亲柳亚子，这位老先生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洋洋洒洒、两千多字的抨击文章，核心就是骂蒋纬国三个字：“不要脸”。
蒋纬国大为苦恼，他其实在中日第一次议和停战后就想见见这位准岳父大人了，结果可想而知，先后碰了十几次的壁，每次请求都遭到毫不客气的拒绝，哪怕蒋纬国对柳无垢“无票上船”乃至“搞出人命”，蒋纬国也没机会见到柳亚子，反而导致柳亚子愈发的深恶痛绝，本就极度反蒋的他在柳无垢成为蒋纬国女朋友后更是气急败坏，毕竟他“赔了女儿又折兵”，外界曾有人幸灾乐祸地打趣道“柳老骂老蒋骂了十几年，结果女儿却被老蒋的小儿子得手了，一下子一败涂地”，这种说法传到柳亚子耳朵里，更是让他七窍生烟。政治立场极度反蒋的柳亚子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蒋介石的“亲家”，导致事情更加戏剧化了，柳亚子肯定是万般不愿意做这个皇亲国戚的，并且愈发凶猛地在报纸上“骂完老蒋骂小二蒋”（小蒋是蒋经国，蒋纬国是小二蒋），骂得比以前更凶，但他此时是有恃无恐，因为他今非昔比，有了一块“免死金牌”：蒋纬国的准岳父。正因为如此，所以哪怕柳亚子把蒋介石和蒋纬国骂得狗血淋头，也属于“家庭矛盾”，无论军统中统还是海统，都不敢动柳亚子一根汗毛，都睁只眼闭只眼。
“骂就骂吧！”蒋纬国对此想得很开，他以唾面自干的心态面对国内的抨击舆论，“给国家弄到钱就好！”
为了发展经济多赚点钱，蒋纬国算是把他“天书”里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对于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蒋纬国指示“进行包装、加大宣传”，提供附加值等一系列措施带动出口。另外，蒋纬国又筹建了“中国医药总公司”，以中德研制很久的青霉素为主的消炎药为主打产品进行出口，青霉素是此时人类唯一掌握的消炎药，因为宝贵，所以价格高昂，通过这个，蒋纬国确实赚到了很多钱，他下令青霉素出口售价都是造价的五十倍以上，完全是垄断经营。除此之外，蒋纬国在南京会战期间曾使用过大棚技术来培育农作物和蔬菜瓜果，此时也进行大力推广和普及，一来可以充分使用农村的劳动力，二来可以增加农业产量，三来可以进行反季节的农产品出口，其中的利润自然也是非常高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刺激市场经济的活性和生命力，蒋纬国没在国内搞商业垄断经营，除了兵工厂和印钞厂，普通人可以开绝大部分跟政府一样的企业，比如邮政业，政府开办邮政局，普通人可以开办快递公司，从而“官民竞争、互相督促”等等。
7月7日，七七事变两周年这天，舒国生亲自来找蒋纬国，向蒋纬国汇报秘密报告：
“丘吉尔，死了。”
蒋纬国感到浑身一冷，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半晌后缓缓地问道：“怎么死的？”
“车祸。”舒国生回答道，“刹车失灵，在一个急转弯路口一头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车毁人亡，一根钢管刺进了他的心脏，这让他当场丧命，司机随后在医院里也重伤不治而死。”
蒋纬国点起一根香烟，狠狠地抽着：“有没有留出什么蛛丝马迹？”
“没有。”舒国生回答得非常肯定，“欧洲分局英国组为这起暗杀策划了足足两个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伦敦警方已经结案，认定是意外事件。”他开了一个玩笑，“就算福尔摩斯来调查，也查不出什么的。”
“做得好。”蒋纬国点点头。
舒国生离开后，蒋纬国喷出一口烟：“丘吉尔死了...被我派人暗杀了...二战三大领袖（如果加上蒋介石，就是四大领袖）之一的丘吉尔就这样死了...”他叹口气，“但愿英国政界里没有比他更精明更老辣更铁腕的人取代他当英国的战时首相。”
蒋纬国在华北忙得四脚朝天，蒋介石在南方也忙得不可开交。
和平了，蒋介石在南方肯定也搞建设和发展的，但这些都被他交给他手下的那些官员，他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和心血放在了他最迫切最擅长也是“最热衷”的一件事上：铲除异己。
此时的中国除国统区和日占区外，还有实力强弱不一的七股地方势力：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西北三省的马家军、被英国渗透和半控制的西藏、被苏联扶植和支持的外蒙古乔巴山、被苏联扶植和支持的新疆盛世才，实际上还有第八股，四川的川军。
中日议和停战让蒋介石抽出了手，自然可以好好地对这些地头蛇下刀了，首先下刀的就是刘湘死后陷入四分五裂的四川派系。刘湘去世后，四川形成了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杨森、刘文辉五大实力派争雄的局面（刘文辉的地盘是西康，西康刚建省，本来也属于四川，所以刘文辉仍然可以被视为川军内部派系之一，另外，西康位于原四川省的最西部，还包括一部分藏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因此刘文辉虽然被排挤出四川本省，但一直想卷土重来）。五人争权夺利，想要成为第二个刘湘，导致四川四分五裂，正好给了蒋介石入主四川的大好机会。刘湘出川参加抗战时把四川政务交给他的心腹副手王缵绪处理，刘湘去世后，王缵绪想继承刘湘“大位”，蒋介石对其进行了拉拢并任命他继任省主席，王缵绪随即“整顿四川”，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因此而遭到四川其它实力派人物的反对，所以他进一步地投靠蒋介石。中日议和停战（第一次）后，由于蒋介石对地方军“卸磨杀驴”，导致地方派系产生很大的危机感，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穿针引线下，王缵绪、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四川实力派与龙云、李宗仁在成都秘密签订了“川桂滇康四省军事、政治、经济实行全面合作的盟约”，组建“西南川桂滇康四省联盟”（西南联盟/四省联盟）联合抵制蒋介石对地方派系的肢解、分化、吞并。会议上，白崇禧说道：“日本人打进来，对老蒋来说其实是好事，正是他打着抗日救国、民族大义旗号进行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大好机会，我们为国家卖命，出生入死，蒋介石却在背后捅我们的刀子，我们抗日，死伤无数、损失惨重，蒋介石却趁机削减我们的部队番号、裁撤我们的部队编制并且一毛不拔，既不给地盘也不给大洋，只发给我们不能吃不能喝的勋章，蒋介石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我们还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就会被老蒋逐个击破，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就是我们的下场！所以，我们要抱成团！精诚团结，合力对抗老蒋，才能不被他铲除！”他又分析道，“东北被日本人占领着，华北现在是小二蒋的地盘，老蒋手里已经有华东、华中、华南，他接下来肯定对西南和西北下手，马家军的西北不如我们西南富庶重要，澄公（刘湘）去世后，四川既是天府之国又一盘散沙，老蒋必然对我们西南下手！川桂滇康四省里，广西云南在抗战中倾其所有，老蒋没借口下手，西康在四川后面，位置安全，综合而言，四川肯定是老蒋下手的第一个目标！四川富庶重要，内部又四分五裂，老蒋必定对四川下手！”
参会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首脑们纷纷点头，会上，众人推举李宗仁为西南联盟“总盟主”，邓锡侯为西南联盟“副总盟主”，白崇禧相当于西南联盟的“军师”，同时决定桂滇康三省鼎力支援四川，送枪送炮送钱给川军，抵制蒋介石吞并四川，“只要四川不倒，桂滇康三省自然无事”。没想到，同时参会的王缵绪却在会议结束后立刻发密电给蒋介石，把会议内容全盘托出，一下子把所有人出卖了。蒋介石大怒，李宗仁、白崇禧、龙云、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更是大怒，把王缵绪恨到了骨头里。此时的四川，王缵绪是蒋介石任命的省主席，但四川众实力派人物为自保，根本不买王缵绪“这条蒋介石的走狗”的账，推举威望很高的邓锡侯成为新的“四川王”统领四川省。邓锡侯随即指使川军七个师长“联合倒王（王缵绪）”，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的“十大罪状”，要求中央撤换王缵绪，并“甄选川省德隆望尊人士担任川省主席”，同时调动部队进逼成都，一时间闹得全川骚动、满城惊惶。对此，蒋介石求之不得，王缵绪虽然投靠了他，他也不会亏待他，但他肯定不会让王缵绪这个四川人并且在四川颇有势力的实力派人物真的成为新的“四川王”、“刘湘第二”，蒋介石要的是自己心腹担任新的川省主席，对于王缵绪，他随时都可抛弃。借此机会，蒋介石宣布撤换王缵绪，任命国府要员、国民党骨干张群担任川省主席。不料，四川的众地方头头们还是坚决不买账，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公开声明“张群如果敢飞到成都，川军当用大炮在机场欢迎”。说到底，四川众地方头头们的打算是让邓锡侯当省主席、成为“刘湘第二”，统领四川，并领导他们维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当然了，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的策划和支持。
蒋介石彻底怒了，他本来是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四川问题的，但他也知道中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打起来，并且中国在不久之后要伙同德国攻打苏联，继续让中国处于派系林立状态肯定不行，这事自然要越快越早解决越好，文的不行，自然要来武的，用政治手段解决太慢，用武力解决最干脆利索，况且蒋介石是“党国领袖”，拥有中央正统名义，出师有名，并且中日已经不打仗了，百万中央军本来就没事做，不需要用来对抗日军，用来扫荡地方军自然兵力绰绰有余。实力在手加上时间紧张，所以蒋介石没耐心跟那些地头蛇们玩虚与委蛇，决定“不再忍受那些地方军阀的讹诈和胁迫”，“一劳永逸地解决，完成党国的实质性统一”。
随着蒋介石的“龙颜大怒”和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命令，原本驻扎于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的中央军纷纷出动，累计超过七个集团军，七十多万大军风雷滚滚地逼压向川桂滇三省边境，打算“彻底铲除掉西南地方割据势力”。对此，川桂滇康四省也积极调动部队准备迎战，同时大力在社会舆论上猛烈抨击国民政府“借日本人的刀杀自家中国人，利用地方军抗日，又翻脸无情、过河拆桥，党同伐异、残害忠良，对地方军死于抗日的英烈将士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等种种“罪恶”。
一时间，中国西南大地上风起云涌，内战一触即发。
蒋纬国很忙，实际上，他根本就没闲过，需要他操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军队和经济，是需要蒋纬国两手抓的两件头等大事，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没钱还想建设强大的军队，无异于空中楼阁。为了发展经济并且是快速地发展，蒋纬国终日苦思冥想，毕竟他在这方面是不折不扣的外行，虽然身边有一批中国乃至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辅助他，但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和目光毕竟不是跟他一样超越历史的，他们能制定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方案，可蒋纬国还是嫌慢，他需要更快速的模式。蒋纬国知道闭门造车式的空想不是办法，他需要先例进行借鉴和参考。想来想去，蒋纬国最后努力地回忆原先历史上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韩国的“汉江奇迹”，因为这两条道路十分相似，并且也最适合此时的华北乃至整个中国。
蒋纬国不得不急，中国此时毕竟还处于战争状态中，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地搞经济，要搞也只能搞战时经济，只要不祸害国家和同胞，来钱快就行了。跟着一批经济学家这么久，蒋纬国也弄清楚了不少门道：不管是哪一套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都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海运航线、电线、邮政，最重要的是有较高比例的了解现代化、工业化的高素质国民，因此，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全面扫盲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教育确实是头等大事。希特勒为什么用六七年时间就能完成德国的复兴？因为他的发展基础太好了，一战后的德国确实又破又烂又穷又弱，但最重要的东西还在，就是高素质国民，德国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科研大师和文艺巨匠层出不穷，德国人识字率几乎达到100%，所以只要政府进行高效率的领导，奋斗几年，德国马上就能“满气血复活”。希特勒的领导能力固然是过人的，但更重要的是德国发展基础良好，试想一下，把希特勒扔到非洲去统治一个土著部落，会怎么样？答案是哪怕给希特勒五十年，他也不可能建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司司长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何思源，天天跟蒋纬国要钱要拨款，蒋纬国算是怕他了，但也必须要面对他，好好地建设华北的教育事业。何思源口气大得惊人，打算在华北修建一堆大学以及一大堆中学和两大堆小学，并且是根据人口数量及比例来进行修建的，蒋纬国不得不建议他“脚踏实地一点”，根据客观现实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此时中国的一流大学共有五座：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另外，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北洋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也都非常出色，关于大学，现在进行扩建肯定是不切实际的，高等教育固然重要，但基层教育同样非常重要，蒋纬国拨款给何思源，让他在各地成立“扫盲学校”，普及文化，提升基层老百姓的识字率。
职业学校对于眼下的中国，甚至比大学还要重要，因为中国比起科学家更缺少技术工，特别是跟工业、军事有关的。蒋纬国再次投资，让何思源跟军队合作，创办了二三十所职业技工学校，另加职工夜校，清一色的“速成班”，因为中国真的没时间了，培训二三年甚至一二年就必须要上岗工作了。
原先历史上朴正熙正式开启汉江奇迹时，他的第一个重大指示是“要引进必要的外资”，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一样，“改革”是对内，“开发”是对外，目的同样是吸引外国的资金、资源、人员、技术、设备，让外国人在中国能赚到钱，同时也反哺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蒋纬国见贤思齐，学习朴正熙，学习邓总设计师，展开民国版的改革开放，大力地招商引资。
中国此时的国际环境还是比较温和的，日本不再跟中国打仗了（虽然早晚会全面再战），没了这个虎狼强敌，中国确实“和平了”，一方面，蒋纬国大力地支持本国的爱国企业家们、实业家们抓住机遇，发展本国经济，一方面，蒋纬国又跟德国人、犹太人、海外侨胞们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让德国的富商巨贾来华投资办厂，让本来就精通经商且富可敌国的犹太人在中国落地但不生根地开拓新市场并把这里当成半个祖国进行经营，让海外侨胞们回馈祖国帮助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刚刚结束内战的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还有苏联，甚至还有日本，在此时都可以来华做生意了，虽然中国现在并不让美英法喜欢（跟德国走得太近，并且在战争中毫不客气地打它们跟日本进行贸易的商船），但有利可图的话，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会拒绝赚钱发财的机会，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比如美国人，在中日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地从日本人那里赚着沾满中国人鲜血和眼泪的钞票，眼下，美国人完全没有理由不来中国赚钱，反正都是钱，哪怕再肮脏、再血腥，美国人也不在乎。因此，蒋纬国派人百般前去美英法意等国进行招商引资，在中国开办中外合资的工厂企业，中国提供场地、原料、廉价劳动力等，列强提供资金、技术、设备等，互利双赢、一起赚钱。为了能吸引外商外资，蒋纬国精心地制定了一系列外商优惠政策，比如给予三年免税、把中国的矿山、土地进行抵押换来贷款等。
工业园区、开发区，是蒋纬国的“独创”。唐山、沧州、烟台、威海、青岛、连云港、南通、崇明（崇明县，整个崇明岛）、宁波、台州、温州、宁德、福州、泉州、厦门、汕头、广州、汕尾、广州、湛江、海南（整个海南岛）...国统区众多沿海城市被蒋纬国遍地开花地建立了大大小小上百个中外合资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出口矿产，发展服装、小五金等民用轻工业，形成全线的产业链和产业结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外汇。其实，蒋纬国此举在此时已经有雏形，就是湛江（广州湾），中日战争爆发后，因为中国海上交通线基本遭到日军切断，导致此时是法国租界的湛江成为中国唯一可以进行自由通商的大港口，一跃成为中国的沿海商业重镇和中国海上航运中心，商业得到非常蓬勃繁荣的发展，号称“第二香港”。蒋纬国要做的，就是让中国拥有更多的沿海开放城市，拥有更多的“第二香港”“第二上海”。
中国此时除了工业原料、矿物资源外，能出口的东西并不多，也就陶瓷、丝绸、茶叶、中草药等传统商品了，但还可以出口一样东西，就是创意。蒋纬国通过宋美龄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创意，宋美龄是超级旗袍发烧友，衣柜衣橱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旗袍，蒋纬国因此而受到启发：中国光是做衣服卖衣服还是不够的，应该卖出创意、卖出特色、卖出潮流。兴奋不已的蒋纬国随即跟宋美龄“借来了”她的“御用裁缝”张瑞香，又邀请了张菁英、叶浅予、张碧梧、胡亚光、方雪鹄、万籁鸣等一批中国此时的服装设计师（其实民国时没有真正的“服装设计师”这个概念，设计服装的基本上是画家），把自己脑子里后世一些新潮时髦的服装大致上的样子描述给这些设计师，然后让他们进行具体的设计，促进此时的服装款式多样化。后来，蒋纬国又一想：自己干嘛不举办一个“国际服装展会”呢？说干就干的他随即在青岛非常隆重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际服装展会，发布新款服装，以此吸引世界目光，带动中国服装的出口业。
这场“青岛国际服装展会”在筹备时出现这么一个细节：蒋纬国找不到足够的女模特，毕竟此时的社会风气虽然不封建了，但也没有后世那么开放。想来想去，蒋纬国无可奈何地去求助他的女朋友们，杨梅不感兴趣，完全不想参加（蒋纬国不敢强迫她，因为会被她揍的，并且杨梅此时身怀六甲），蔡文娜虽然非常听蒋纬国的话，但也感到迟疑和胆怯，施利聆和柳无垢都是“当代知识女性”，对蒋纬国提出了强烈抗议：“什么？你竟然想要我们穿这种乱七八糟的衣服去走什么...t台？t台是什么东西！”她们把蒋纬国带来的新款服装一股脑扔到蒋纬国脸上。
“废话！”蒋纬国气势汹汹，“国家这么穷，要为国家挣钱啊！到你们献身的时候了！你们不是天天吵着要为国家出力吗？机会来了！给我上！”
施利聆撇撇嘴：“我从来没说过！并且...”她摸摸肚子，理直气壮，“我怀孕了。”
蒋纬国看着柳无垢，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你说过的吧？我记得某个人第一次见我，就劈头盖脑地骂我不为国家做贡献，啧啧啧！”
柳无垢第一次被蒋纬国逼得头上冒汗：“话是那样说，但我...你去找别人不行么？”
蒋纬国鄙夷地看着柳无垢：“看看！你们这些酸秀才，整天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结果轮到你们出力了，却找借口畏缩不前！真虚伪！”
柳无垢又气又急，被蒋纬国逼得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好，我试试吧！”
作为蒋纬国的“四姨太”，柳无垢都愿意抛头露面，有了这个光荣榜样，蒋纬国招募女模特的难度一下子大大降低了，因此在蒋纬国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下，“第一届青岛国际服装展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轰动国内外，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服装业的出口，但同时也招来了大批卫道士的猛烈批评。骂得最凶的就是柳无垢的父亲柳亚子，这位老先生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洋洋洒洒、两千多字的抨击文章，核心就是骂蒋纬国三个字：“不要脸”。
蒋纬国大为苦恼，他其实在中日第一次议和停战后就想见见这位准岳父大人了，结果可想而知，先后碰了十几次的壁，每次请求都遭到毫不客气的拒绝，哪怕蒋纬国对柳无垢“无票上船”乃至“搞出人命”，蒋纬国也没机会见到柳亚子，反而导致柳亚子愈发的深恶痛绝，本就极度反蒋的他在柳无垢成为蒋纬国女朋友后更是气急败坏，毕竟他“赔了女儿又折兵”，外界曾有人幸灾乐祸地打趣道“柳老骂老蒋骂了十几年，结果女儿却被老蒋的小儿子得手了，一下子一败涂地”，这种说法传到柳亚子耳朵里，更是让他七窍生烟。政治立场极度反蒋的柳亚子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蒋介石的“亲家”，导致事情更加戏剧化了，柳亚子肯定是万般不愿意做这个皇亲国戚的，并且愈发凶猛地在报纸上“骂完老蒋骂小二蒋”（小蒋是蒋经国，蒋纬国是小二蒋），骂得比以前更凶，但他此时是有恃无恐，因为他今非昔比，有了一块“免死金牌”：蒋纬国的准岳父。正因为如此，所以哪怕柳亚子把蒋介石和蒋纬国骂得狗血淋头，也属于“家庭矛盾”，无论军统中统还是海统，都不敢动柳亚子一根汗毛，都睁只眼闭只眼。
“骂就骂吧！”蒋纬国对此想得很开，他以唾面自干的心态面对国内的抨击舆论，“给国家弄到钱就好！”
为了发展经济多赚点钱，蒋纬国算是把他“天书”里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对于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蒋纬国指示“进行包装、加大宣传”，提供附加值等一系列措施带动出口。另外，蒋纬国又筹建了“中国医药总公司”，以中德研制很久的青霉素为主的消炎药为主打产品进行出口，青霉素是此时人类唯一掌握的消炎药，因为宝贵，所以价格高昂，通过这个，蒋纬国确实赚到了很多钱，他下令青霉素出口售价都是造价的五十倍以上，完全是垄断经营。除此之外，蒋纬国在南京会战期间曾使用过大棚技术来培育农作物和蔬菜瓜果，此时也进行大力推广和普及，一来可以充分使用农村的劳动力，二来可以增加农业产量，三来可以进行反季节的农产品出口，其中的利润自然也是非常高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刺激市场经济的活性和生命力，蒋纬国没在国内搞商业垄断经营，除了兵工厂和印钞厂，普通人可以开绝大部分跟政府一样的企业，比如邮政业，政府开办邮政局，普通人可以开办快递公司，从而“官民竞争、互相督促”等等。
7月7日，七七事变两周年这天，舒国生亲自来找蒋纬国，向蒋纬国汇报秘密报告：
“丘吉尔，死了。”
蒋纬国感到浑身一冷，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半晌后缓缓地问道：“怎么死的？”
“车祸。”舒国生回答道，“刹车失灵，在一个急转弯路口一头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车毁人亡，一根钢管刺进了他的心脏，这让他当场丧命，司机随后在医院里也重伤不治而死。”
蒋纬国点起一根香烟，狠狠地抽着：“有没有留出什么蛛丝马迹？”
“没有。”舒国生回答得非常肯定，“欧洲分局英国组为这起暗杀策划了足足两个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伦敦警方已经结案，认定是意外事件。”他开了一个玩笑，“就算福尔摩斯来调查，也查不出什么的。”
“做得好。”蒋纬国点点头。
舒国生离开后，蒋纬国喷出一口烟：“丘吉尔死了...被我派人暗杀了...二战三大领袖（如果加上蒋介石，就是四大领袖）之一的丘吉尔就这样死了...”他叹口气，“但愿英国政界里没有比他更精明更老辣更铁腕的人取代他当英国的战时首相。”
蒋纬国在华北忙得四脚朝天，蒋介石在南方也忙得不可开交。
和平了，蒋介石在南方肯定也搞建设和发展的，但这些都被他交给他手下的那些官员，他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和心血放在了他最迫切最擅长也是“最热衷”的一件事上：铲除异己。
此时的中国除国统区和日占区外，还有实力强弱不一的七股地方势力：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西北三省的马家军、被英国渗透和半控制的西藏、被苏联扶植和支持的外蒙古乔巴山、被苏联扶植和支持的新疆盛世才，实际上还有第八股，四川的川军。
中日议和停战让蒋介石抽出了手，自然可以好好地对这些地头蛇下刀了，首先下刀的就是刘湘死后陷入四分五裂的四川派系。刘湘去世后，四川形成了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杨森、刘文辉五大实力派争雄的局面（刘文辉的地盘是西康，西康刚建省，本来也属于四川，所以刘文辉仍然可以被视为川军内部派系之一，另外，西康位于原四川省的最西部，还包括一部分藏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因此刘文辉虽然被排挤出四川本省，但一直想卷土重来）。五人争权夺利，想要成为第二个刘湘，导致四川四分五裂，正好给了蒋介石入主四川的大好机会。刘湘出川参加抗战时把四川政务交给他的心腹副手王缵绪处理，刘湘去世后，王缵绪想继承刘湘“大位”，蒋介石对其进行了拉拢并任命他继任省主席，王缵绪随即“整顿四川”，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因此而遭到四川其它实力派人物的反对，所以他进一步地投靠蒋介石。中日议和停战（第一次）后，由于蒋介石对地方军“卸磨杀驴”，导致地方派系产生很大的危机感，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穿针引线下，王缵绪、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四川实力派与龙云、李宗仁在成都秘密签订了“川桂滇康四省军事、政治、经济实行全面合作的盟约”，组建“西南川桂滇康四省联盟”（西南联盟/四省联盟）联合抵制蒋介石对地方派系的肢解、分化、吞并。会议上，白崇禧说道：“日本人打进来，对老蒋来说其实是好事，正是他打着抗日救国、民族大义旗号进行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大好机会，我们为国家卖命，出生入死，蒋介石却在背后捅我们的刀子，我们抗日，死伤无数、损失惨重，蒋介石却趁机削减我们的部队番号、裁撤我们的部队编制并且一毛不拔，既不给地盘也不给大洋，只发给我们不能吃不能喝的勋章，蒋介石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我们还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就会被老蒋逐个击破，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就是我们的下场！所以，我们要抱成团！精诚团结，合力对抗老蒋，才能不被他铲除！”他又分析道，“东北被日本人占领着，华北现在是小二蒋的地盘，老蒋手里已经有华东、华中、华南，他接下来肯定对西南和西北下手，马家军的西北不如我们西南富庶重要，澄公（刘湘）去世后，四川既是天府之国又一盘散沙，老蒋必然对我们西南下手！川桂滇康四省里，广西云南在抗战中倾其所有，老蒋没借口下手，西康在四川后面，位置安全，综合而言，四川肯定是老蒋下手的第一个目标！四川富庶重要，内部又四分五裂，老蒋必定对四川下手！”
参会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首脑们纷纷点头，会上，众人推举李宗仁为西南联盟“总盟主”，邓锡侯为西南联盟“副总盟主”，白崇禧相当于西南联盟的“军师”，同时决定桂滇康三省鼎力支援四川，送枪送炮送钱给川军，抵制蒋介石吞并四川，“只要四川不倒，桂滇康三省自然无事”。没想到，同时参会的王缵绪却在会议结束后立刻发密电给蒋介石，把会议内容全盘托出，一下子把所有人出卖了。蒋介石大怒，李宗仁、白崇禧、龙云、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更是大怒，把王缵绪恨到了骨头里。此时的四川，王缵绪是蒋介石任命的省主席，但四川众实力派人物为自保，根本不买王缵绪“这条蒋介石的走狗”的账，推举威望很高的邓锡侯成为新的“四川王”统领四川省。邓锡侯随即指使川军七个师长“联合倒王（王缵绪）”，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的“十大罪状”，要求中央撤换王缵绪，并“甄选川省德隆望尊人士担任川省主席”，同时调动部队进逼成都，一时间闹得全川骚动、满城惊惶。对此，蒋介石求之不得，王缵绪虽然投靠了他，他也不会亏待他，但他肯定不会让王缵绪这个四川人并且在四川颇有势力的实力派人物真的成为新的“四川王”、“刘湘第二”，蒋介石要的是自己心腹担任新的川省主席，对于王缵绪，他随时都可抛弃。借此机会，蒋介石宣布撤换王缵绪，任命国府要员、国民党骨干张群担任川省主席。不料，四川的众地方头头们还是坚决不买账，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公开声明“张群如果敢飞到成都，川军当用大炮在机场欢迎”。说到底，四川众地方头头们的打算是让邓锡侯当省主席、成为“刘湘第二”，统领四川，并领导他们维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当然了，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的策划和支持。
蒋介石彻底怒了，他本来是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四川问题的，但他也知道中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打起来，并且中国在不久之后要伙同德国攻打苏联，继续让中国处于派系林立状态肯定不行，这事自然要越快越早解决越好，文的不行，自然要来武的，用政治手段解决太慢，用武力解决最干脆利索，况且蒋介石是“党国领袖”，拥有中央正统名义，出师有名，并且中日已经不打仗了，百万中央军本来就没事做，不需要用来对抗日军，用来扫荡地方军自然兵力绰绰有余。实力在手加上时间紧张，所以蒋介石没耐心跟那些地头蛇们玩虚与委蛇，决定“不再忍受那些地方军阀的讹诈和胁迫”，“一劳永逸地解决，完成党国的实质性统一”。
随着蒋介石的“龙颜大怒”和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命令，原本驻扎于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的中央军纷纷出动，累计超过七个集团军，七十多万大军风雷滚滚地逼压向川桂滇三省边境，打算“彻底铲除掉西南地方割据势力”。对此，川桂滇康四省也积极调动部队准备迎战，同时大力在社会舆论上猛烈抨击国民政府“借日本人的刀杀自家中国人，利用地方军抗日，又翻脸无情、过河拆桥，党同伐异、残害忠良，对地方军死于抗日的英烈将士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等种种“罪恶”。
一时间，中国西南大地上风起云涌，内战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