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谢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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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立刘义隆之前,徐羡之和傅亮其实有为自己留后路,特别把谢晦安置在长江上游,把檀道济安置在广陵,让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足以克制中央,而徐羡之和傅亮、王弘则牢牢掌握中央政府的权柄,五人分管内外,大可以维持长久平安。
然而世事无常,王弘和檀道济先后“叛变”,转投刘义隆的阵营,徐羡之和傅亮渐渐沦落到只能对权力望洋兴叹,内外同时失守,大祸也终于酿成,徐羡之自杀、傅亮被砍,不可谓不凄惨。
长江上游独立支撑的谢晦,原本就需要中央的配合才能有所建树,如今中央已被敌对势力占据,而地方上的盟友檀道济居然也加入到西征队伍里,战场局势恐怖到了极点。
起兵宣布“清君侧”之初,谢晦并不知道檀道济的立场转变,当前线传来消息,谢晦顿感前途渺茫,但大军已经出动,只好硬着头皮拼一把,大不了战败北逃,投奔拓跋焘。
谢晦抵达西江口时,政府军前锋官、中央禁军总监到彦之,已进抵彭城洲,谢军秘书长庾登之,正据守巴陵,因畏惧朝廷声威,一时不敢前进。
正逢大雨连绵,久不放晴,军事参议官刘和之,警告庾登之说:“我们有雨,敌人也有雨,有什么惧怕,檀道济马上就要来到,东军十分强大,唯一的办法就是速战速决,不然咱们都在劫难逃。”
庾登之哪里是因为天气差才不敢出动,完全是被朝廷的军威吓到了而已,听完刘和之的劝告,仍不肯大举进击,只让部下制造大型口袋,满装茅草,挂在桅杆之上,声称将用来烧毁敌人的船舰。
火攻之计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看着漫天的雨花,将士们无不黯然神伤,下这么大雨还妄想火攻,莫非脑子锈逗了?
值此紧要关头,谢晦竟然也同意用火攻,而天公并不做美,大雨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谢军也因此逗留了半个多月,而且火攻的条件并没成熟,战机却延误得厉害,谢晦被迫派大营军事参议官攻击朝廷西征军据守的彭城洲。
这一战,谢军倒是大获全胜,不但击破守将,还攻克了彭城洲的营垒阵地,谢晦终于重拾信心,趁西征军休整的间隙,再度上疏说道:“陛下如果把四凶斩首,把三监的人头挂上宫墙,我立刻停止进军,回转旌旗,返回我的驻地。”
四凶即上古四大凶兽饕餮、穷奇、梼杌和混沌,三监则是西周初年犯上作乱的三个前朝遗臣,谢晦借此指代朝中的奸臣,也就是刘义隆的心腹。
刘义隆当然无视这一理论,权当看到一篇笑话了。
西征军受到挫败后,将领们都认为应该退守夏口,到彦之力排众议,暂时退守隐圻。
檀道济很快也到了隐圻,与到彦之会合,船舰沿岸停泊。
谢晦刚开始发现敌军的船舰并不多,所以也没有马上攻击,到了晚上刮起东风,西征军的船舰顺风而来,前后相连,塞满了江面,谢晦这才后悔不已,但机会已经错失,面对敌人强大的阵容,谢军上下斗志全无,军心离散。
426年2月19日,西征军终于发难,所有战舰同时出动,谢军霎时崩溃,谢晦在夜色掩护下,找到一艘小艇急回江陵。
虽然前期酝酿许久,但因双方力量悬殊,只此一战,胜负已分,谢晦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刘义隆曾让雍州督导官刘粹,用步骑兵从陆路进攻江陵,刘粹抵达沙桥后,与谢晦的军政官周超展开会战,但未能取胜,所以谢晦总算没有失去大本营,还能勉强苟活一阵。
谢晦本和刘粹的关系不错,刘粹的儿子刘旷之还被谢晦任命为军事参议官,但刘粹为了前途考虑,毕竟还是选择站在刘义隆这边。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谢晦虽觉寒心,却也表示理解,宣布与刘粹绝交,但并未因此诛杀刘旷之,而是放其归乡。
常言说罪不及妻儿,谢晦倒也不失君子风范。
可惜君子在失败面前,到底也无能为力。
2月27日,刘义隆自知胜券在握,于是坦然折回京师,而谢晦则仓惶逃回江陵,两人的对比至为明显。
就在当晚,周超知道失败已成定局,直接舍弃军队,单人独舟晋见到彦之投降,谢晦的其他部属也全都星散,顿时成了孤家寡人的谢晦,怀着异常悲愤的心情,带上弟弟谢遁,向北逃去。
谢遁既肥且壮,平时几乎从未骑马,所以谢晦只好不断停下来等他,以致速度放缓,到了2月30日,才刚抵达安陆延头,不幸被民兵司令光顺之追上,然后五花大绑地乘坐囚车前往建康。
另一方面,到彦之进抵马头,谢晦的高级军事参议官何承天已得知领导被擒的消息,无奈率众投降。到彦之于是着手主持荆州州政府的各项事务,任命周超为军事参议官。
但刘粹很快把沙桥一战的详情向中央汇报,周超因为“助纣为虐”、“情节严重”,与谢晦、谢嚼、谢遁等人,全遭斩首。
庾登之在军中没有实权,所以仅免除官职、剥夺政治权利,有幸得以保全性命。
张茂度作为谢晦的好友,本来难逃一死,但因张邵的关系,刘义隆只把他召回京师,不进行诛连。
北魏的南蛮保安司令官王慧龙,之前接到谢晦的求救信号,率一万人攻陷思陵戍,再向前推进,包围了项城,但当听到谢晦失败的消息,想来继续征伐也没什么意义,只好裹胁了大批居民回军北上。
虽然这一次没能大施拳脚,但几年后,王慧龙便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刘义隆的噩梦。
谢晦一死,刘义隆彻底放宽心,开始逐步排除徐、傅、谢三人在朝中的影响。
相比除掉他们,这件事就容易多了,无非是从两方面去做,一是把他们支持的加以否定,二是把他们反对的加以肯定。
刘义隆急于完成此事,所以过程中难免出现偏颇和趋向极端。
3月2日,刘义隆下诏召回谢灵运担任皇家图书馆长,颜延之担任立法院主任立法官,赏赐和礼遇比刘义符时期还更优厚。
惠琳道士也迎来了第二春,经常受邀到宫中和刘义隆讨论国家大事,于是也便参与到朝廷诸多事务之中,从此宾客盈门,门前经常停着几十辆马车,贿赂和礼物前后相接,每天筵席七八桌,座位常常爆满。
惠琳在家经常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大衣,并设立专门接待客人的传达官和书记官,颇有达官显贵的气派,堪称出家人里面的一股泥石流。
会稽人孔觊,曾经也跟风前去拜访惠琳,因为宾客太多,只能寒暄两句而已,不能多说别的话,等到回去之后,对朋友感慨说:“现在连出家的道人都当了宰相,冠帽鞋子发错地方了!”
谢灵运等三人都是公认的政坛渣滓,之前已被徐羡之剔除了,如今刘义隆刚刚掌握全局,就把三人重新起用,用意自然是彰显自己的权威,并宣扬徐羡之三人的过失,但心情可以理解,做法却有些偏激,他这种秉性终将酿成巨大的灾祸,直接威胁到他自身,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当然刘义隆或许心思敏感,疑神疑鬼,但绝非蠢材,深知上位之初,必须有一番作为才能真正稳固大权,因此除了提拔谢灵运和拜道士为国师之外,还是实施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为政举措:
把16个散骑侍从官派遣到地方,分别视察各州郡县,考察官员的操守,访问民间无处申诉的疾苦,又让各郡县政府上疏报告行政得失;
每年三次到延贤堂听取人民诉讼,体察民情;
大力振兴农业,减免百姓赋税,提升国民建设刘宋王朝的热情和积极性;
大力弘扬教育,扩大办学,在国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就像唐朝魏征说的那样“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里面,前期表现可圈可点的,大有人在,但多数都折在中期,到了后期更是一塌糊涂,当年的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今刘义隆到底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所谓的”元嘉盛世”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
但这当然不妨碍刘义隆的满腔热情,除掉眼中钉和肉中刺的滋味,相信多数人都能体会到,那酸爽简直无法阻挡。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词语本身虽有贬义,但其实是个真理,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是适用的。
刘义隆能取得当下的成绩,完全靠身边人的辅佐,这些人意料之中得到升迁。
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檀道济,升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督导官;给力大将到彦之,升为为南豫州督导官;智囊团成员、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王华,升为中央军事总监,仍担任高级咨询官。
王华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都是高级咨询官,风采胸襟和格局才干,在当时算得上出类拔萃,连同禁宫侍从长谢弘徽,同时受到刘义隆的器重,号称五臣。
王弘虽也位高权重,但毕竟与刘义隆称不上亲密无间,地位远不如其弟王昙首。
谢弘徽是谢琰的侄孙,为人不苟言笑,在适当的时机才发言,在婢女奴才跟前,从不随便说笑,十分看重尊卑贵贱。他的堂叔谢混,对这个大侄子很是欣赏,常对人说:“谢弘徽与人相异时不会伤害别人,与人相同时不会妨碍别人,堪称当世人杰,我对他无可非议。”
传说中的清谈,多数时候就是像这样互相吹捧,刘裕之后,清谈并未消失,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但并不是说这种言谈一定是祸国殃民的,毕竟三言两语怎么也毁不掉整个国家,唯一的问题在于言语背后传递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如果浮夸矫情的风气笼罩国内,那时候就显现出清谈的危害了。
两晋的清谈黄金期已经淡去,虽仍有遗留,但在刘宋王朝已掀不起多大风浪,因为新的毒瘤正在生根萌芽。
(本章完)
在迎立刘义隆之前,徐羡之和傅亮其实有为自己留后路,特别把谢晦安置在长江上游,把檀道济安置在广陵,让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足以克制中央,而徐羡之和傅亮、王弘则牢牢掌握中央政府的权柄,五人分管内外,大可以维持长久平安。
然而世事无常,王弘和檀道济先后“叛变”,转投刘义隆的阵营,徐羡之和傅亮渐渐沦落到只能对权力望洋兴叹,内外同时失守,大祸也终于酿成,徐羡之自杀、傅亮被砍,不可谓不凄惨。
长江上游独立支撑的谢晦,原本就需要中央的配合才能有所建树,如今中央已被敌对势力占据,而地方上的盟友檀道济居然也加入到西征队伍里,战场局势恐怖到了极点。
起兵宣布“清君侧”之初,谢晦并不知道檀道济的立场转变,当前线传来消息,谢晦顿感前途渺茫,但大军已经出动,只好硬着头皮拼一把,大不了战败北逃,投奔拓跋焘。
谢晦抵达西江口时,政府军前锋官、中央禁军总监到彦之,已进抵彭城洲,谢军秘书长庾登之,正据守巴陵,因畏惧朝廷声威,一时不敢前进。
正逢大雨连绵,久不放晴,军事参议官刘和之,警告庾登之说:“我们有雨,敌人也有雨,有什么惧怕,檀道济马上就要来到,东军十分强大,唯一的办法就是速战速决,不然咱们都在劫难逃。”
庾登之哪里是因为天气差才不敢出动,完全是被朝廷的军威吓到了而已,听完刘和之的劝告,仍不肯大举进击,只让部下制造大型口袋,满装茅草,挂在桅杆之上,声称将用来烧毁敌人的船舰。
火攻之计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看着漫天的雨花,将士们无不黯然神伤,下这么大雨还妄想火攻,莫非脑子锈逗了?
值此紧要关头,谢晦竟然也同意用火攻,而天公并不做美,大雨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谢军也因此逗留了半个多月,而且火攻的条件并没成熟,战机却延误得厉害,谢晦被迫派大营军事参议官攻击朝廷西征军据守的彭城洲。
这一战,谢军倒是大获全胜,不但击破守将,还攻克了彭城洲的营垒阵地,谢晦终于重拾信心,趁西征军休整的间隙,再度上疏说道:“陛下如果把四凶斩首,把三监的人头挂上宫墙,我立刻停止进军,回转旌旗,返回我的驻地。”
四凶即上古四大凶兽饕餮、穷奇、梼杌和混沌,三监则是西周初年犯上作乱的三个前朝遗臣,谢晦借此指代朝中的奸臣,也就是刘义隆的心腹。
刘义隆当然无视这一理论,权当看到一篇笑话了。
西征军受到挫败后,将领们都认为应该退守夏口,到彦之力排众议,暂时退守隐圻。
檀道济很快也到了隐圻,与到彦之会合,船舰沿岸停泊。
谢晦刚开始发现敌军的船舰并不多,所以也没有马上攻击,到了晚上刮起东风,西征军的船舰顺风而来,前后相连,塞满了江面,谢晦这才后悔不已,但机会已经错失,面对敌人强大的阵容,谢军上下斗志全无,军心离散。
426年2月19日,西征军终于发难,所有战舰同时出动,谢军霎时崩溃,谢晦在夜色掩护下,找到一艘小艇急回江陵。
虽然前期酝酿许久,但因双方力量悬殊,只此一战,胜负已分,谢晦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刘义隆曾让雍州督导官刘粹,用步骑兵从陆路进攻江陵,刘粹抵达沙桥后,与谢晦的军政官周超展开会战,但未能取胜,所以谢晦总算没有失去大本营,还能勉强苟活一阵。
谢晦本和刘粹的关系不错,刘粹的儿子刘旷之还被谢晦任命为军事参议官,但刘粹为了前途考虑,毕竟还是选择站在刘义隆这边。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谢晦虽觉寒心,却也表示理解,宣布与刘粹绝交,但并未因此诛杀刘旷之,而是放其归乡。
常言说罪不及妻儿,谢晦倒也不失君子风范。
可惜君子在失败面前,到底也无能为力。
2月27日,刘义隆自知胜券在握,于是坦然折回京师,而谢晦则仓惶逃回江陵,两人的对比至为明显。
就在当晚,周超知道失败已成定局,直接舍弃军队,单人独舟晋见到彦之投降,谢晦的其他部属也全都星散,顿时成了孤家寡人的谢晦,怀着异常悲愤的心情,带上弟弟谢遁,向北逃去。
谢遁既肥且壮,平时几乎从未骑马,所以谢晦只好不断停下来等他,以致速度放缓,到了2月30日,才刚抵达安陆延头,不幸被民兵司令光顺之追上,然后五花大绑地乘坐囚车前往建康。
另一方面,到彦之进抵马头,谢晦的高级军事参议官何承天已得知领导被擒的消息,无奈率众投降。到彦之于是着手主持荆州州政府的各项事务,任命周超为军事参议官。
但刘粹很快把沙桥一战的详情向中央汇报,周超因为“助纣为虐”、“情节严重”,与谢晦、谢嚼、谢遁等人,全遭斩首。
庾登之在军中没有实权,所以仅免除官职、剥夺政治权利,有幸得以保全性命。
张茂度作为谢晦的好友,本来难逃一死,但因张邵的关系,刘义隆只把他召回京师,不进行诛连。
北魏的南蛮保安司令官王慧龙,之前接到谢晦的求救信号,率一万人攻陷思陵戍,再向前推进,包围了项城,但当听到谢晦失败的消息,想来继续征伐也没什么意义,只好裹胁了大批居民回军北上。
虽然这一次没能大施拳脚,但几年后,王慧龙便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刘义隆的噩梦。
谢晦一死,刘义隆彻底放宽心,开始逐步排除徐、傅、谢三人在朝中的影响。
相比除掉他们,这件事就容易多了,无非是从两方面去做,一是把他们支持的加以否定,二是把他们反对的加以肯定。
刘义隆急于完成此事,所以过程中难免出现偏颇和趋向极端。
3月2日,刘义隆下诏召回谢灵运担任皇家图书馆长,颜延之担任立法院主任立法官,赏赐和礼遇比刘义符时期还更优厚。
惠琳道士也迎来了第二春,经常受邀到宫中和刘义隆讨论国家大事,于是也便参与到朝廷诸多事务之中,从此宾客盈门,门前经常停着几十辆马车,贿赂和礼物前后相接,每天筵席七八桌,座位常常爆满。
惠琳在家经常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大衣,并设立专门接待客人的传达官和书记官,颇有达官显贵的气派,堪称出家人里面的一股泥石流。
会稽人孔觊,曾经也跟风前去拜访惠琳,因为宾客太多,只能寒暄两句而已,不能多说别的话,等到回去之后,对朋友感慨说:“现在连出家的道人都当了宰相,冠帽鞋子发错地方了!”
谢灵运等三人都是公认的政坛渣滓,之前已被徐羡之剔除了,如今刘义隆刚刚掌握全局,就把三人重新起用,用意自然是彰显自己的权威,并宣扬徐羡之三人的过失,但心情可以理解,做法却有些偏激,他这种秉性终将酿成巨大的灾祸,直接威胁到他自身,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当然刘义隆或许心思敏感,疑神疑鬼,但绝非蠢材,深知上位之初,必须有一番作为才能真正稳固大权,因此除了提拔谢灵运和拜道士为国师之外,还是实施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为政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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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振兴农业,减免百姓赋税,提升国民建设刘宋王朝的热情和积极性;
大力弘扬教育,扩大办学,在国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就像唐朝魏征说的那样“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里面,前期表现可圈可点的,大有人在,但多数都折在中期,到了后期更是一塌糊涂,当年的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今刘义隆到底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所谓的”元嘉盛世”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
但这当然不妨碍刘义隆的满腔热情,除掉眼中钉和肉中刺的滋味,相信多数人都能体会到,那酸爽简直无法阻挡。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词语本身虽有贬义,但其实是个真理,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是适用的。
刘义隆能取得当下的成绩,完全靠身边人的辅佐,这些人意料之中得到升迁。
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檀道济,升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督导官;给力大将到彦之,升为为南豫州督导官;智囊团成员、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王华,升为中央军事总监,仍担任高级咨询官。
王华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都是高级咨询官,风采胸襟和格局才干,在当时算得上出类拔萃,连同禁宫侍从长谢弘徽,同时受到刘义隆的器重,号称五臣。
王弘虽也位高权重,但毕竟与刘义隆称不上亲密无间,地位远不如其弟王昙首。
谢弘徽是谢琰的侄孙,为人不苟言笑,在适当的时机才发言,在婢女奴才跟前,从不随便说笑,十分看重尊卑贵贱。他的堂叔谢混,对这个大侄子很是欣赏,常对人说:“谢弘徽与人相异时不会伤害别人,与人相同时不会妨碍别人,堪称当世人杰,我对他无可非议。”
传说中的清谈,多数时候就是像这样互相吹捧,刘裕之后,清谈并未消失,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但并不是说这种言谈一定是祸国殃民的,毕竟三言两语怎么也毁不掉整个国家,唯一的问题在于言语背后传递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如果浮夸矫情的风气笼罩国内,那时候就显现出清谈的危害了。
两晋的清谈黄金期已经淡去,虽仍有遗留,但在刘宋王朝已掀不起多大风浪,因为新的毒瘤正在生根萌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