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6章 太武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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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
(本章完)
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