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八、我是西州熟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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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眼下的事实却是，自北迁之后同盟会就已经失去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沦落为和新中国党抢夺第二大党的配角；而且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已经被瓜分殆尽，很难找到同盟会扩编的空间。
怎么办？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宋教仁。他马上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参议院中占有相当席位的统一共和党。而且与其他政党联合，还可以降低那些同盟会元老对党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可同盟会的那些元老哪个不是人老成精、奸猾似鬼？一眼就看穿了宋教仁“掺沙子”的伎俩，对于改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同盟会系革命同志数十年留学所成，如今应当以生命维护这一伟大的名号，让它与民国共享荣光，怎么能随便改组呢？大多数普通会员也认为“同盟会”三个字是老字号、金招牌，不应当随便改组。
宋教仁对此予以严词驳斥，认为眼下同盟会流品猥杂、泥沙俱下，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导致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在临时参议院中影响力甚至不及新成立的共和党、新中国党，其根源就在于同盟会组织庞杂、思想陈旧、革命目标模糊。为淘汰流品、融合新旧，重新振作，并力争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同盟会就必须要改组，而且要尽快改组！
同盟会的元老则反唇相讥，同盟会之前又不是没有改组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越改越乱，越改越差。所谓“流品猥杂，泥沙俱下”、“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四分五裂，涣散无力”等弊端，其实都是彼时改组所造成的。谁知道这次改组会不会雪上加霜？在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最好“一动不如一静”！
元老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同盟会确实已经改组过一回，当时改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地下转为公开，二是由革命团体变为政党。改组后的同盟会《总章》规定，只要是具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中国人。赞同同盟会宗旨，由两名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认可，就可以成为同盟会会员。
那时候革命刚刚取得成功。同盟会员内则是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外则是各省都督、司长，可谓声势烜赫。热心革命的自然蜂拥参加，趋炎附势、投机倒把的人也想捷足先登，加上入会条件如此宽松，很快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在会员人数骤增的情况下，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像《阿q正传》里的赵秀才，用四块洋钱便换到了“柿油党的顶子”。
见大多数会员反对，宋教仁并没有退缩。他一方面宣称改组后的同盟会与之前所持的态度、手段并无二致。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将会一以贯之，不会更改；一方面到处演讲积极游说。争取获得更多支持。尽管宋教仁苦口婆心舌灿莲花，依然有很多人不买宋教仁的账，对改组的认可也仅仅局限于宋教仁所在的同盟会北京本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也是宋教仁推动北京本部对改组的认可，北京本部代表整个同盟会表示赞同。
孙中山、黄兴二人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似乎打定功成身退的念头，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置身事外，所有的改组事务完全由宋教仁负责，包括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等党派的谈判。故而外间有传言说宋教仁此举纯粹是效法宋江，意图架空孙中山、黄兴，然后甩开膀子单干。
在孙黄二人没有出面反对，而且一再表示不愿多过问党事的情况下，这种传言愈演愈烈，甚至部分同盟会会员也相信了。万般无奈之下，宋教仁只好邀请孙中山、黄兴出席改组大会，以此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孙中山对此倒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在参加五巨头会议期间，专程拨冗参加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改组大会。这个大会酝酿已久，与会者达两千多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道：“孙某浪迹海外数十年，所游历的国家不可胜计，然而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这一党转移到另一党的。而我中国在革命以前，有**而无法治，有臣仆而无国民，一切政务都是遵奉君主意志而行事，臣僚之间只有朋党，并无政党。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建，中国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
“我同盟会成立于前清，因为彼时我国民受人奴役有如牛马，生活困苦不堪，故而孙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汲汲于推翻与破坏事业。如今民国已经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大体实现，眼下要务在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主义。然而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必须要联合所有赞同共和的人才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
“所谓政党者，即国民立党所以巩固国家、代表人民者也。而今我们五党联合，共同为民生主义努力，正符合立党之本意。联合之后的新政党无论将来处于行政地位，还是处于监督地位，总要以利国利民、富国强民为前提。与其他政党之间若是存在政见、行为上的分歧，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为出发点，不分敌我，只辨是非。如此，则我中华民国的富强昌盛指日可待！”
虽然改组大会上说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其实随后“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其中，实际上算是“六党合并”。改组后的新党派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意，定名为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名字对于国人并不陌生，一提到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孙中山、蒋介石所在的那个党派。其实“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是很时髦的政党名称，所以在新中国党成立之初，沈翔云才会提出定名“国民党”的建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国民党外，至少还有两个党派以此命名：
第一个是由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帝国宪政会改头换面而成的“国民党”，于1912年2月27日在上海正式发起，同年5月并入共和党。
第二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在北京举行会议，准备合并成“国民党”，草拟的《章程》第一条就是“定党名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还没有组成，即宣告流程，可谓是胎死腹中。
而我们熟知的那个国民党成立时间最晚，而且它的成立完全是北京同盟会本部（或者说是宋教仁）的自作主张，并未征求国内外广大同盟会会员的同意，很多老同盟会员在接到同盟会本部改名国民党的通告后甚至失声痛哭。不少同盟会支部对此次改组予以抵制，像广东的同盟会，直到1913年初才改名为国民党。
在这次会议上，众人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不过孙中山似乎对这个理事长头衔并不感冒，一再声称自己想要脱离政界，专心从事于民生实业，所以想退位让贤。此举无疑坐实了之前架空的传言，弄得宋教仁毫不尴尬。众人苦劝良久，孙中山终于勉强就任理事长一职。可他一转身，又对外界宣布因为自己修筑铁路关系重大，无暇顾及国民党内事务，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全权处理所有事宜。
消息一传出，舆论顿时为之哗然。不过此时宋教仁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热火朝天的国会选举已经开始暖场，他需要全身心投入这场民国元年最热闹的年度大戏。再者说，此次改组本来就是为了掌控同盟会，争取临时参议院的多数派地位，为随后的国会大选以及竞争组阁做好准备。既然已经获得了实利，何须计较那些喧哗的虚名？
事实也表明，国民党成立之后，不仅党员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确实占据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没有一举夺得多数派席位，这已经足以让共和党和新中国党小心警惕的了。何况宋教仁还小动作不断，隔三差五就打共和党与无党派议员的主意呢？
面对如此战果，宋教仁也是满怀喜悦，私下里得意洋洋地跟自己的亲信说道：“从此之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新中国党虽强，其能与我党抗衡不？黎元洪虽名为首义都督，孙元起虽号称当今圣人，其能与我争天下不？赵衙役（赵秉钧）、张状元（张謇）、段殿下（段芝贵），以后当唯我马首是瞻！”
可眼下的事实却是，自北迁之后同盟会就已经失去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沦落为和新中国党抢夺第二大党的配角；而且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已经被瓜分殆尽，很难找到同盟会扩编的空间。
怎么办？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宋教仁。他马上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参议院中占有相当席位的统一共和党。而且与其他政党联合，还可以降低那些同盟会元老对党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可同盟会的那些元老哪个不是人老成精、奸猾似鬼？一眼就看穿了宋教仁“掺沙子”的伎俩，对于改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同盟会系革命同志数十年留学所成，如今应当以生命维护这一伟大的名号，让它与民国共享荣光，怎么能随便改组呢？大多数普通会员也认为“同盟会”三个字是老字号、金招牌，不应当随便改组。
宋教仁对此予以严词驳斥，认为眼下同盟会流品猥杂、泥沙俱下，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导致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在临时参议院中影响力甚至不及新成立的共和党、新中国党，其根源就在于同盟会组织庞杂、思想陈旧、革命目标模糊。为淘汰流品、融合新旧，重新振作，并力争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同盟会就必须要改组，而且要尽快改组！
同盟会的元老则反唇相讥，同盟会之前又不是没有改组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越改越乱，越改越差。所谓“流品猥杂，泥沙俱下”、“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四分五裂，涣散无力”等弊端，其实都是彼时改组所造成的。谁知道这次改组会不会雪上加霜？在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最好“一动不如一静”！
元老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同盟会确实已经改组过一回，当时改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地下转为公开，二是由革命团体变为政党。改组后的同盟会《总章》规定，只要是具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中国人。赞同同盟会宗旨，由两名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认可，就可以成为同盟会会员。
那时候革命刚刚取得成功。同盟会员内则是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外则是各省都督、司长，可谓声势烜赫。热心革命的自然蜂拥参加，趋炎附势、投机倒把的人也想捷足先登，加上入会条件如此宽松，很快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在会员人数骤增的情况下，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像《阿q正传》里的赵秀才，用四块洋钱便换到了“柿油党的顶子”。
见大多数会员反对，宋教仁并没有退缩。他一方面宣称改组后的同盟会与之前所持的态度、手段并无二致。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将会一以贯之，不会更改；一方面到处演讲积极游说。争取获得更多支持。尽管宋教仁苦口婆心舌灿莲花，依然有很多人不买宋教仁的账，对改组的认可也仅仅局限于宋教仁所在的同盟会北京本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也是宋教仁推动北京本部对改组的认可，北京本部代表整个同盟会表示赞同。
孙中山、黄兴二人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似乎打定功成身退的念头，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置身事外，所有的改组事务完全由宋教仁负责，包括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等党派的谈判。故而外间有传言说宋教仁此举纯粹是效法宋江，意图架空孙中山、黄兴，然后甩开膀子单干。
在孙黄二人没有出面反对，而且一再表示不愿多过问党事的情况下，这种传言愈演愈烈，甚至部分同盟会会员也相信了。万般无奈之下，宋教仁只好邀请孙中山、黄兴出席改组大会，以此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孙中山对此倒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在参加五巨头会议期间，专程拨冗参加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改组大会。这个大会酝酿已久，与会者达两千多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道：“孙某浪迹海外数十年，所游历的国家不可胜计，然而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这一党转移到另一党的。而我中国在革命以前，有**而无法治，有臣仆而无国民，一切政务都是遵奉君主意志而行事，臣僚之间只有朋党，并无政党。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建，中国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
“我同盟会成立于前清，因为彼时我国民受人奴役有如牛马，生活困苦不堪，故而孙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汲汲于推翻与破坏事业。如今民国已经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大体实现，眼下要务在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主义。然而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必须要联合所有赞同共和的人才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
“所谓政党者，即国民立党所以巩固国家、代表人民者也。而今我们五党联合，共同为民生主义努力，正符合立党之本意。联合之后的新政党无论将来处于行政地位，还是处于监督地位，总要以利国利民、富国强民为前提。与其他政党之间若是存在政见、行为上的分歧，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为出发点，不分敌我，只辨是非。如此，则我中华民国的富强昌盛指日可待！”
虽然改组大会上说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其实随后“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其中，实际上算是“六党合并”。改组后的新党派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意，定名为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名字对于国人并不陌生，一提到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孙中山、蒋介石所在的那个党派。其实“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是很时髦的政党名称，所以在新中国党成立之初，沈翔云才会提出定名“国民党”的建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国民党外，至少还有两个党派以此命名：
第一个是由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帝国宪政会改头换面而成的“国民党”，于1912年2月27日在上海正式发起，同年5月并入共和党。
第二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在北京举行会议，准备合并成“国民党”，草拟的《章程》第一条就是“定党名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还没有组成，即宣告流程，可谓是胎死腹中。
而我们熟知的那个国民党成立时间最晚，而且它的成立完全是北京同盟会本部（或者说是宋教仁）的自作主张，并未征求国内外广大同盟会会员的同意，很多老同盟会员在接到同盟会本部改名国民党的通告后甚至失声痛哭。不少同盟会支部对此次改组予以抵制，像广东的同盟会，直到1913年初才改名为国民党。
在这次会议上，众人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不过孙中山似乎对这个理事长头衔并不感冒，一再声称自己想要脱离政界，专心从事于民生实业，所以想退位让贤。此举无疑坐实了之前架空的传言，弄得宋教仁毫不尴尬。众人苦劝良久，孙中山终于勉强就任理事长一职。可他一转身，又对外界宣布因为自己修筑铁路关系重大，无暇顾及国民党内事务，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全权处理所有事宜。
消息一传出，舆论顿时为之哗然。不过此时宋教仁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热火朝天的国会选举已经开始暖场，他需要全身心投入这场民国元年最热闹的年度大戏。再者说，此次改组本来就是为了掌控同盟会，争取临时参议院的多数派地位，为随后的国会大选以及竞争组阁做好准备。既然已经获得了实利，何须计较那些喧哗的虚名？
事实也表明，国民党成立之后，不仅党员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确实占据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没有一举夺得多数派席位，这已经足以让共和党和新中国党小心警惕的了。何况宋教仁还小动作不断，隔三差五就打共和党与无党派议员的主意呢？
面对如此战果，宋教仁也是满怀喜悦，私下里得意洋洋地跟自己的亲信说道：“从此之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新中国党虽强，其能与我党抗衡不？黎元洪虽名为首义都督，孙元起虽号称当今圣人，其能与我争天下不？赵衙役（赵秉钧）、张状元（张謇）、段殿下（段芝贵），以后当唯我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