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〇六、世人皆比孟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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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仇亮独自一人在居酒屋里喝着残酒，虽然他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内心中却在激烈斗争：怎么办？怎么办！
不知是袁华选顾及两人校友、同乡、故旧的关系，有心提醒自己避灾远祸，还是他刻意隐晦地透露消息，希望借自己之口拯救宋教仁。总之，从他的话语里可以很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中山先生对宋遁初已经失去信任，开始物色更合适、更听话的人选，随时准备把他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职位上撤换下来。
党内人事更迭本属稀松平常，关键是撤换之后如何处理。是继续保持他国民党理事之位？还是如他自己之前所预言的那样，有人要借他项上人头一用呢？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于党内斗争的手段最了解不过，陶成章、陶骏保、许雪湫等人都是怎么死的？还不是自己人下的手！
可是即便自己把消息告诉宋遁初，他又能怎么办？仔细回味之前两人的谈话，不难发现宋遁初似乎早已发现即将到来的危机，并在有意识地加以应对，只不过从现在看来，他的抗争并不成功。要知道这世上能救宋遁初的人实在太少了，几乎屈指可数，而且中山先生在党内久负盛望，宋遁初根本难以反抗。
清酒喝到最后一杯，仇亮终于下定决心：干了！虽然拂逆中山先生的意旨，很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性命难保；虽然凭借自己一人之力。很难挽回宋遁初的悲剧结局，但是仇亮还是决心去试试。因为宋遁初对于国民党实在太重要了！
宋遁初不仅学问品行冠绝一时，组织力、鼓动力及执政能力在国民党中也是上上之选。如果他要是遭遇什么不测。国民党很可能由此停滞不前，乃至分崩离析。而自己呢？不过是上百万党员中的普通一众，死不足惜。如果能以自己的牺牲换取宋遁初的活命，仇亮觉得千值万值！即便最后没有成功，毕竟自己努力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无愧于心。
仇亮心中计议已定，出了居酒屋便急忙赶到电报局。给在上海的宋教仁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首不着调的五言小诗：“游从赤松子，桃源能避时。山压渔父死，问君何所之？”虽然是诗。寓意却非常明显，“从赤松子游”这个典故常用来比喻大功既立、功高震主之后隐迹避祸，“桃源”是宋教仁的故乡，“山”是孙中山。宋教仁则自号“渔父”。只要有点文化、有点心眼。都不难从中看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发完电报，仇亮又急忙去买回国船票，不过他的目的地不是上海，而是北京。
尽管仇亮以赴死的态度掺和到这件事中，但并不等于盲目送死，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上海一直是同盟会在国内最坚固的堡垒，孙中山在那里影响极大，连宋教仁陷在那里一时半会儿都脱不开身。何况自己这等蝼蚁？只怕今天到上海，明天就会被人沉到黄浦江底。而且宋教仁已经在上海积极活动。凭借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鼓动能力，根本不需要自己帮忙。
而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仇亮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虽然真正能救宋教仁的人并不是很多，偏偏在北京就有两个：袁世凯，孙元起。仇亮打算抱着微弱的希望逐一拜访两人，看看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实在不行，仇亮决定利用自己《民主报》主笔的身份，把他所知道的消息在报纸上和盘托出，即便为此报社被查封、自己囫囵入狱也在所不惜！
不知自己因为发送电报而逃过一劫的仇亮，在三月上旬顺利返回北京，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到经世大学拜访孙元起。
之所以不先去拜访袁世凯而选择孙元起，不是因为孙元起更有能力，而是孙元起从教育总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城外的经世大学，和普通老师无异，拜访起来相对容易。袁世凯如今位高权重，每日登门拜访的达官显宦不知多少，加上他经历过无数阴谋诡计，府邸内外防卫森严。像他这种凡夫俗子想要求见，中间必须大费周章，打通无数环节。等他见到袁世凯的时候，只怕宋教仁墓木已拱。
孙元起对于仇亮的冒昧来访十分诧异，不过还是礼貌地接见了他。
寒暄过后，仇亮便试探着问道：“孙先生，在下听说您前些日子曾电邀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不过却被他委婉地拒绝了。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孙元起皱了皱眉头，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道：“国民党虽然名为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得票只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远没有超过简单多数，想要组阁并不是一件易事。我们新中国党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与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也是出于公心。既然他婉言拒绝，显然是国民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孙某谨代表新中国党对国民党上下表示衷心地祝贺。”
仇亮又问道：“那孙先生有没有想过，宋遁初婉拒北上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比如？”
仇亮道：“比如他被某些人阻扰，难以抽身北上？比如受某些势力威胁，暂时不敢北上？”
孙元起一怔，蓦然想起了穿越前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宋教仁遇刺事件”，中学历史课本上曾浓墨重彩加以描述，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后世也不断有人对此深示惋惜，由于他的遇刺身亡，导致国民党奋起操戈，使得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脱离了原先拟定的民主法治道路，本可以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只好无奈地继续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在列强窥伺和军阀混战中蹒跚前行。
因为有了自己这只蝴蝶，致使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完全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宋教仁组建纯粹政党内阁已经成为奢望。孙元起本以为遇刺之事已经被自己一翅膀扇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想到历史的车轮还是顽固地沿着原来的车辙前进。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历史书上应该明确指出了宋教仁遇刺的幕后真凶是袁世凯及其亲信。难道这次还是袁世凯和赵秉钧？
虽然孙元起心中疑惑，但与仇亮是初次见面，不可能直接坦诚相告，反而肃声说道：“记者先生莫要胡说！就孙某所知，袁大总统对于宋遁初是极为欣赏的，早在赵智庵出任内阁总理之前，就极力推举他出任内阁总理，由于宋遁初坚拒不就才没有达成；宋遁初在同盟会中也以‘亲袁派’著称，足见两人关系莫逆。
“赵智庵与宋遁初在内阁中也并无大衅，即便有所争吵，也是为国家公义，并非个人私仇。据称宋遁初在北京任职期间，因为住在城外不便，经常留宿赵智庵府上，足见两人关系之亲昵。如今北上组阁乃是国之大事，何人胆敢威胁阻扰？记者先生莫要胡言乱语，须知国家法律俱在！”
仇亮却借用宋教仁的话回答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孙元起闻言霍然站起身来，大声喝叱道：“你究竟是何人？”
仇亮起身对着孙元起深鞠一躬：“在下姓仇名亮，字蕴存，湖北湘阴人，清末曾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与青海徐又铮（徐树铮）都督、湖北蒋雨岩（蒋作宾）旅长等是同届同学，回国后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民国成立后，又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衔司长。政府北迁后，放弃官职从事报业，现为《民主报》主笔。
“因为都是湖南同乡，在下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便与宋遁初结识，共同参加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下忝列其中，并担任湖南分会会长，与宋遁初交往益密。去年国民党成立，在下曾作为同盟会代表，陪同宋遁初参与谈判事宜。所以对于宋遁初的情事比较了解。”
孙元起又凝眉问道：“那你今日来访所为何事？”
仇亮不敢隐瞒，连忙答道：“宋遁初之前因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之事得罪部分党内同志，近来又因国会竞选失利，导致沪上部分老同盟会员群情激奋，指摘宋遁初不谙党务居心叵测，认为他一不提倡中山先生极力鼓吹的民生主义，二把三民主义名称从政纲当中剔除，显然是想架空中山先生；而且认为宋遁初丢弃同盟会根本，去和反革命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期内掌握政权，是同盟会第一罪人。所以他们积极谋划，企图在宋遁初北上之前除掉他，以儆效尤。在下此次前来，就是恳请孙先生帮忙，将宋遁初救出上海！”
当初孙元起与宋教仁曾在内阁共事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孙元起对他的印象并不大好，觉得他年少气盛、锋芒太露，权力欲又极强，很容易招人嫉恨，他得罪党内同志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救不救他，孙元起颇为踌躇：“仇先生，这种问题难道不应该先去向中山先生求助么？”
ps：提前通知：明天又要唱歌去，可能会断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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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仇亮独自一人在居酒屋里喝着残酒，虽然他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内心中却在激烈斗争：怎么办？怎么办！
不知是袁华选顾及两人校友、同乡、故旧的关系，有心提醒自己避灾远祸，还是他刻意隐晦地透露消息，希望借自己之口拯救宋教仁。总之，从他的话语里可以很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中山先生对宋遁初已经失去信任，开始物色更合适、更听话的人选，随时准备把他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职位上撤换下来。
党内人事更迭本属稀松平常，关键是撤换之后如何处理。是继续保持他国民党理事之位？还是如他自己之前所预言的那样，有人要借他项上人头一用呢？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于党内斗争的手段最了解不过，陶成章、陶骏保、许雪湫等人都是怎么死的？还不是自己人下的手！
可是即便自己把消息告诉宋遁初，他又能怎么办？仔细回味之前两人的谈话，不难发现宋遁初似乎早已发现即将到来的危机，并在有意识地加以应对，只不过从现在看来，他的抗争并不成功。要知道这世上能救宋遁初的人实在太少了，几乎屈指可数，而且中山先生在党内久负盛望，宋遁初根本难以反抗。
清酒喝到最后一杯，仇亮终于下定决心：干了！虽然拂逆中山先生的意旨，很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性命难保；虽然凭借自己一人之力。很难挽回宋遁初的悲剧结局，但是仇亮还是决心去试试。因为宋遁初对于国民党实在太重要了！
宋遁初不仅学问品行冠绝一时，组织力、鼓动力及执政能力在国民党中也是上上之选。如果他要是遭遇什么不测。国民党很可能由此停滞不前，乃至分崩离析。而自己呢？不过是上百万党员中的普通一众，死不足惜。如果能以自己的牺牲换取宋遁初的活命，仇亮觉得千值万值！即便最后没有成功，毕竟自己努力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无愧于心。
仇亮心中计议已定，出了居酒屋便急忙赶到电报局。给在上海的宋教仁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首不着调的五言小诗：“游从赤松子，桃源能避时。山压渔父死，问君何所之？”虽然是诗。寓意却非常明显，“从赤松子游”这个典故常用来比喻大功既立、功高震主之后隐迹避祸，“桃源”是宋教仁的故乡，“山”是孙中山。宋教仁则自号“渔父”。只要有点文化、有点心眼。都不难从中看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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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仇亮以赴死的态度掺和到这件事中，但并不等于盲目送死，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上海一直是同盟会在国内最坚固的堡垒，孙中山在那里影响极大，连宋教仁陷在那里一时半会儿都脱不开身。何况自己这等蝼蚁？只怕今天到上海，明天就会被人沉到黄浦江底。而且宋教仁已经在上海积极活动。凭借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鼓动能力，根本不需要自己帮忙。
而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仇亮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虽然真正能救宋教仁的人并不是很多，偏偏在北京就有两个：袁世凯，孙元起。仇亮打算抱着微弱的希望逐一拜访两人，看看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实在不行，仇亮决定利用自己《民主报》主笔的身份，把他所知道的消息在报纸上和盘托出，即便为此报社被查封、自己囫囵入狱也在所不惜！
不知自己因为发送电报而逃过一劫的仇亮，在三月上旬顺利返回北京，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到经世大学拜访孙元起。
之所以不先去拜访袁世凯而选择孙元起，不是因为孙元起更有能力，而是孙元起从教育总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城外的经世大学，和普通老师无异，拜访起来相对容易。袁世凯如今位高权重，每日登门拜访的达官显宦不知多少，加上他经历过无数阴谋诡计，府邸内外防卫森严。像他这种凡夫俗子想要求见，中间必须大费周章，打通无数环节。等他见到袁世凯的时候，只怕宋教仁墓木已拱。
孙元起对于仇亮的冒昧来访十分诧异，不过还是礼貌地接见了他。
寒暄过后，仇亮便试探着问道：“孙先生，在下听说您前些日子曾电邀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不过却被他委婉地拒绝了。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孙元起皱了皱眉头，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道：“国民党虽然名为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得票只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远没有超过简单多数，想要组阁并不是一件易事。我们新中国党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与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也是出于公心。既然他婉言拒绝，显然是国民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孙某谨代表新中国党对国民党上下表示衷心地祝贺。”
仇亮又问道：“那孙先生有没有想过，宋遁初婉拒北上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比如？”
仇亮道：“比如他被某些人阻扰，难以抽身北上？比如受某些势力威胁，暂时不敢北上？”
孙元起一怔，蓦然想起了穿越前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宋教仁遇刺事件”，中学历史课本上曾浓墨重彩加以描述，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后世也不断有人对此深示惋惜，由于他的遇刺身亡，导致国民党奋起操戈，使得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脱离了原先拟定的民主法治道路，本可以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只好无奈地继续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在列强窥伺和军阀混战中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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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孙元起心中疑惑，但与仇亮是初次见面，不可能直接坦诚相告，反而肃声说道：“记者先生莫要胡说！就孙某所知，袁大总统对于宋遁初是极为欣赏的，早在赵智庵出任内阁总理之前，就极力推举他出任内阁总理，由于宋遁初坚拒不就才没有达成；宋遁初在同盟会中也以‘亲袁派’著称，足见两人关系莫逆。
“赵智庵与宋遁初在内阁中也并无大衅，即便有所争吵，也是为国家公义，并非个人私仇。据称宋遁初在北京任职期间，因为住在城外不便，经常留宿赵智庵府上，足见两人关系之亲昵。如今北上组阁乃是国之大事，何人胆敢威胁阻扰？记者先生莫要胡言乱语，须知国家法律俱在！”
仇亮却借用宋教仁的话回答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孙元起闻言霍然站起身来，大声喝叱道：“你究竟是何人？”
仇亮起身对着孙元起深鞠一躬：“在下姓仇名亮，字蕴存，湖北湘阴人，清末曾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与青海徐又铮（徐树铮）都督、湖北蒋雨岩（蒋作宾）旅长等是同届同学，回国后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民国成立后，又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衔司长。政府北迁后，放弃官职从事报业，现为《民主报》主笔。
“因为都是湖南同乡，在下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便与宋遁初结识，共同参加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下忝列其中，并担任湖南分会会长，与宋遁初交往益密。去年国民党成立，在下曾作为同盟会代表，陪同宋遁初参与谈判事宜。所以对于宋遁初的情事比较了解。”
孙元起又凝眉问道：“那你今日来访所为何事？”
仇亮不敢隐瞒，连忙答道：“宋遁初之前因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之事得罪部分党内同志，近来又因国会竞选失利，导致沪上部分老同盟会员群情激奋，指摘宋遁初不谙党务居心叵测，认为他一不提倡中山先生极力鼓吹的民生主义，二把三民主义名称从政纲当中剔除，显然是想架空中山先生；而且认为宋遁初丢弃同盟会根本，去和反革命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期内掌握政权，是同盟会第一罪人。所以他们积极谋划，企图在宋遁初北上之前除掉他，以儆效尤。在下此次前来，就是恳请孙先生帮忙，将宋遁初救出上海！”
当初孙元起与宋教仁曾在内阁共事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孙元起对他的印象并不大好，觉得他年少气盛、锋芒太露，权力欲又极强，很容易招人嫉恨，他得罪党内同志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救不救他，孙元起颇为踌躇：“仇先生，这种问题难道不应该先去向中山先生求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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