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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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研究, 大宋朝廷终于在建兴二年（1171年）三月初，颁布五条新法：经界法，亩税法、免役法、社仓法和农田水利法。(
经界法是甴赵汝愚提出的，不过经界法其实到也不算是什么新法，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就由当时的显谟阁学士，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提出。
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官户、权势户乘战乱之机，大肆兼并土地，并且依仗权势拒不纳税，用分户与降低户籍等级等手段来逃避税赋，而贫下户卖田之后，却依旧产去税存，造成赋税负担不均，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朝廷财政收入的情况，而且使普通农户的生存艰难。因此李椿年提出，丈量田亩，措置经界，并清查出了隐田、挟户，达到均推赋税的目的。同时还将田主姓名、人口，田数量、质量、税额等登记，统一制定“砧基薄”,地方留一份, 州府留一份, 转运司留一份, 土地生买卖之后，必须另行登记， 以便查寻。
在实施了十几年之后，效果很显著。在不同程度上安定民生，展生产，从而也达到增加朝廷收入的目地。
不过甴于经界法在实施过程中, 损害到不少拥有大量田产的官员、富豪的利益，因此也遭到许多反对意见，由其是当时执政的宰相秦桧，趁着李椿年丁忧之机，指定亲信王鈇篡改“经界法”，把“丈量田地”，改为“自行陈报”；把由下而上地确定税额，改为由上而下的摊派，结果暗地里增民税达四成，反而造成的百姓负但加重。并且在李椿年丁忧复职之后，怕被李椿年察出，又指使侍御史曹筠弹劾李椿年，逼迫赵构将李椿年罢官。
孝宗继位之后，又继续推行经界法，但由于阻力太大，执行情况也时好时坏，加上后来北伐和金军南侵，不得不又中断。
现在大宋的情况与当时实行经界法时十分相似，战争刚刚平息，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的生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户籍、田亩都需要重新统计，因此赵汝愚提出, 现在直接实行经界法, 查实田亩户籍，均税分赋，一方面减轻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
而亩税法则是赵汝愚在经界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种新的计收税赋制度，即将农户的所有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中计算，不再另行收取。并且在收取税赋时一率按铜钱支付，其他物品则一率折算成铜钱计算。
因为无论怎样查实土地，都不可能禁止土地买卖，因为一般的农户在出现天灾，事故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买出田地，渡过难关。但没有田地之后，税赋和徭役依然不会减少，最后还是会出现产去税存，税赋负担不均的局面。
而亩税法的好处就在于，以田亩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使无田少田的农户负担相对减轻，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户的负担相应加重，占田越多的纳税也越多，从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土地兼并。而且无论土地如何买卖，也都能够保证朝廷的基本收入不会减少。
免役法是由辛弃疾提出的，也叫雇役法，本是当年熙宁变法中的一条，原意是将徭伇拆成税钱交纳，由官府用这笔钱雇拥劳役，免除农户的徭伇。
但当时在实施过程中，却因为计税是按农户等级制定，即富户多交，贫户少交。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却造成一些不法官吏则在划分农户等级上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司马光称此法是“不免使人不敢求富” 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时免役钱是直接收取铜钱，而不少农户因为缺少铜钱，不得不用实物换取铜钱，不免又被商人借机压价，从而又遭受一层损失。
但辛弃疾提出的免役法却与以前不同在于，是否免役，每役多少，都由农户自便，官府不得做强求。同时也十天即一个月的服役时间为准，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而且可以用实物拆算成铜钱交纳。这样一来，使免役更为灵活，对于农户而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农忙时交纳免役钱，以免误了农时，而在农闲时服役，降低支出。
社仓法本是由朱熹创立，本质上与王安石的青苗法类似，即在在青黄不接时，由社仓将粮食借于农户，渡过难关，待秋收之后，再由农户交还社仓，并相应支付一定利息。
但社仓法和青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苗法是由官府主持经营，容易造成营私舞弊，强行摊派的现像，而社仓粮源来自于富户和丰收之年社民的自行自愿积累，并由社民选举出品行端正的人为社和社副责任，接受每一个社民的监督，政府和官吏不得插手社仓事宜，免除了“吏缘为奸”之弊。同时青苗法规定，农户是以铜钱偿还所借的粮食，也被商人借机压价，而社仓法则是以粮还粮，从而能够减少损失。
但社仓法也非尽善尽美，问题在于，一般社仓都是以乡村为单位，只对本乡村的农户放贷，而不是所有乡村都有条件成立社仓。而且社仓毕竟是民间组织，容易散伙。而且还有一些农户再借粮之后，因为种种原因，秋收之后还是还不上，社仓也难以处理。
这一条是由陈亮提出，并且在朱熹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改，一是由官府出面组织，以一乡或是数乡之力，成立社仓，但官府只付责监督，而不责任运营管理。但获利之后，分为两份，社仓取一份，官府取一份。二是对于借粮之后，实在还不上粮食的农户，就由官府来替他交还，并由农户以服徭役的形式来偿还官府，以弥补免役之后的劳役不足。三是一但生灾害，战乱等事件，官府有权调用社仓后诸粮应急，等灾难平息之后，再由官府偿还补上。这样一来，也综合了社仓法和青苗法的优势，成立社仓的富户和官府也都能从中获利。
这几条提出，到还不太出人意料。因为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是支持赵忱推行新法的大臣。到是农田水利法，居然是由史弥远提出来的。这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史浩递上辞呈之后，赵忱马上就批准了，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史弥远要么也请求外任，要么也辞职，那知他居然也提出一条新法来。
不过汉族王朝一向都是以农业为国之本，因此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的大事，熙宁变法中也有这么一条，也是最无争议的一条。由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河流众多，也具备大量兴修水利的条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不过这五条新法其实都是针对农业，除了亩税法之外，其余四条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主要是因为赵忱听从杨炎等人建议，变法不宜操之过急，还是应当循序渐进为好。而目前大宋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各地的农业生产。
大宋的财政收入大约由四部份组成，为两税（即农税）、商税、专买、杂税。其中两税约占三成，商税达到二成五分，专买约占二成，杂税占到一成五分。
尽管农税仍是大宋财政收入的最大一部份，但与前朝相比，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要小得许多了，但农业依旧是大宋的立国之本，而且甴于金军南侵，虽然对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也沉重打击了各地的地方豪强势力，也使反对变革的力量小了许多，因此赵忱、杨炎、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才选择以农业革新为开始。
这五条新法提出之后，赵忱立刻交给朝臣们讨论。
道先农田水利法依旧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条，跟本没有任何人反对。而经界法反对的意见也不多，因为清丈土地，实查户籍都是大乱之后，恢复生产必须要做的工作，只是俱体如何实施、监督的问题。虽然大臣们大都拥有大量土产，经界法一但施行，必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但这个理由却是摆不到台面上来。
而免役法和社仓法其实之前也都有类似的条例，有过一些持行的经验，优劣点也都非常清楚，这一次也针对以前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也算是比较完善了，因此虽然会有一些争议，但通过的问题也不大。
唯有亩税法，这是自唐朝中期，出现的两税制定之后，又一次针对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以前也重来没有施进过，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不错，但俱体执行起来效果会如何还很难说。因此也成为众臣讨论的重点。
中书的几位执政大臣经过讨论之后，刘珙先问：“如果将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计算，但每亩田地产量有多有少，如果按照统一标准收取，岂不是不公平吗？”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研究, 大宋朝廷终于在建兴二年（1171年）三月初，颁布五条新法：经界法，亩税法、免役法、社仓法和农田水利法。(
经界法是甴赵汝愚提出的，不过经界法其实到也不算是什么新法，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就由当时的显谟阁学士，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提出。
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官户、权势户乘战乱之机，大肆兼并土地，并且依仗权势拒不纳税，用分户与降低户籍等级等手段来逃避税赋，而贫下户卖田之后，却依旧产去税存，造成赋税负担不均，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朝廷财政收入的情况，而且使普通农户的生存艰难。因此李椿年提出，丈量田亩，措置经界，并清查出了隐田、挟户，达到均推赋税的目的。同时还将田主姓名、人口，田数量、质量、税额等登记，统一制定“砧基薄”,地方留一份, 州府留一份, 转运司留一份, 土地生买卖之后，必须另行登记， 以便查寻。
在实施了十几年之后，效果很显著。在不同程度上安定民生，展生产，从而也达到增加朝廷收入的目地。
不过甴于经界法在实施过程中, 损害到不少拥有大量田产的官员、富豪的利益，因此也遭到许多反对意见，由其是当时执政的宰相秦桧，趁着李椿年丁忧之机，指定亲信王鈇篡改“经界法”，把“丈量田地”，改为“自行陈报”；把由下而上地确定税额，改为由上而下的摊派，结果暗地里增民税达四成，反而造成的百姓负但加重。并且在李椿年丁忧复职之后，怕被李椿年察出，又指使侍御史曹筠弹劾李椿年，逼迫赵构将李椿年罢官。
孝宗继位之后，又继续推行经界法，但由于阻力太大，执行情况也时好时坏，加上后来北伐和金军南侵，不得不又中断。
现在大宋的情况与当时实行经界法时十分相似，战争刚刚平息，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的生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户籍、田亩都需要重新统计，因此赵汝愚提出, 现在直接实行经界法, 查实田亩户籍，均税分赋，一方面减轻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
而亩税法则是赵汝愚在经界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种新的计收税赋制度，即将农户的所有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中计算，不再另行收取。并且在收取税赋时一率按铜钱支付，其他物品则一率折算成铜钱计算。
因为无论怎样查实土地，都不可能禁止土地买卖，因为一般的农户在出现天灾，事故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买出田地，渡过难关。但没有田地之后，税赋和徭役依然不会减少，最后还是会出现产去税存，税赋负担不均的局面。
而亩税法的好处就在于，以田亩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使无田少田的农户负担相对减轻，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户的负担相应加重，占田越多的纳税也越多，从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土地兼并。而且无论土地如何买卖，也都能够保证朝廷的基本收入不会减少。
免役法是由辛弃疾提出的，也叫雇役法，本是当年熙宁变法中的一条，原意是将徭伇拆成税钱交纳，由官府用这笔钱雇拥劳役，免除农户的徭伇。
但当时在实施过程中，却因为计税是按农户等级制定，即富户多交，贫户少交。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却造成一些不法官吏则在划分农户等级上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司马光称此法是“不免使人不敢求富” 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时免役钱是直接收取铜钱，而不少农户因为缺少铜钱，不得不用实物换取铜钱，不免又被商人借机压价，从而又遭受一层损失。
但辛弃疾提出的免役法却与以前不同在于，是否免役，每役多少，都由农户自便，官府不得做强求。同时也十天即一个月的服役时间为准，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而且可以用实物拆算成铜钱交纳。这样一来，使免役更为灵活，对于农户而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农忙时交纳免役钱，以免误了农时，而在农闲时服役，降低支出。
社仓法本是由朱熹创立，本质上与王安石的青苗法类似，即在在青黄不接时，由社仓将粮食借于农户，渡过难关，待秋收之后，再由农户交还社仓，并相应支付一定利息。
但社仓法和青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苗法是由官府主持经营，容易造成营私舞弊，强行摊派的现像，而社仓粮源来自于富户和丰收之年社民的自行自愿积累，并由社民选举出品行端正的人为社和社副责任，接受每一个社民的监督，政府和官吏不得插手社仓事宜，免除了“吏缘为奸”之弊。同时青苗法规定，农户是以铜钱偿还所借的粮食，也被商人借机压价，而社仓法则是以粮还粮，从而能够减少损失。
但社仓法也非尽善尽美，问题在于，一般社仓都是以乡村为单位，只对本乡村的农户放贷，而不是所有乡村都有条件成立社仓。而且社仓毕竟是民间组织，容易散伙。而且还有一些农户再借粮之后，因为种种原因，秋收之后还是还不上，社仓也难以处理。
这一条是由陈亮提出，并且在朱熹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改，一是由官府出面组织，以一乡或是数乡之力，成立社仓，但官府只付责监督，而不责任运营管理。但获利之后，分为两份，社仓取一份，官府取一份。二是对于借粮之后，实在还不上粮食的农户，就由官府来替他交还，并由农户以服徭役的形式来偿还官府，以弥补免役之后的劳役不足。三是一但生灾害，战乱等事件，官府有权调用社仓后诸粮应急，等灾难平息之后，再由官府偿还补上。这样一来，也综合了社仓法和青苗法的优势，成立社仓的富户和官府也都能从中获利。
这几条提出，到还不太出人意料。因为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是支持赵忱推行新法的大臣。到是农田水利法，居然是由史弥远提出来的。这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史浩递上辞呈之后，赵忱马上就批准了，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史弥远要么也请求外任，要么也辞职，那知他居然也提出一条新法来。
不过汉族王朝一向都是以农业为国之本，因此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的大事，熙宁变法中也有这么一条，也是最无争议的一条。由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河流众多，也具备大量兴修水利的条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不过这五条新法其实都是针对农业，除了亩税法之外，其余四条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主要是因为赵忱听从杨炎等人建议，变法不宜操之过急，还是应当循序渐进为好。而目前大宋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各地的农业生产。
大宋的财政收入大约由四部份组成，为两税（即农税）、商税、专买、杂税。其中两税约占三成，商税达到二成五分，专买约占二成，杂税占到一成五分。
尽管农税仍是大宋财政收入的最大一部份，但与前朝相比，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要小得许多了，但农业依旧是大宋的立国之本，而且甴于金军南侵，虽然对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也沉重打击了各地的地方豪强势力，也使反对变革的力量小了许多，因此赵忱、杨炎、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才选择以农业革新为开始。
这五条新法提出之后，赵忱立刻交给朝臣们讨论。
道先农田水利法依旧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条，跟本没有任何人反对。而经界法反对的意见也不多，因为清丈土地，实查户籍都是大乱之后，恢复生产必须要做的工作，只是俱体如何实施、监督的问题。虽然大臣们大都拥有大量土产，经界法一但施行，必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但这个理由却是摆不到台面上来。
而免役法和社仓法其实之前也都有类似的条例，有过一些持行的经验，优劣点也都非常清楚，这一次也针对以前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也算是比较完善了，因此虽然会有一些争议，但通过的问题也不大。
唯有亩税法，这是自唐朝中期，出现的两税制定之后，又一次针对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以前也重来没有施进过，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不错，但俱体执行起来效果会如何还很难说。因此也成为众臣讨论的重点。
中书的几位执政大臣经过讨论之后，刘珙先问：“如果将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计算，但每亩田地产量有多有少，如果按照统一标准收取，岂不是不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