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香港四大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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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界有四名华人探长（吕乐、蓝刚、韩森和颜雄）极其有名，他们四人彼此经历相近，地位相当，名声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为整个香港警队贪污链的中坚人物，相互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香港高层也希望通过某种形势制肘这种贪污之风，比如不让一名警员在一个地区任职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进行一次大调动。吕乐在香港岛任了一段时间总探长之后，便和任职九龙的蓝刚对调。然而，这种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警察的职权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将他们调来调去，不仅不能遏止贪污，反而给贪污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贪污链迅速扩大。
吕乐在1958年被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之职，成为四大华人探长之首。吕乐在1940年参加香港警队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着装警员。这一类警员通常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务，是一种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类，日晒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动。由于他工作十分出色，几年后成了便装警员，然后一级级往上升。作为警员，吕乐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中，他不可能不贪，如果不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法得到上司的赏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吕乐的贪，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环境的原因。
当时吕乐的角色，应该就是一种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办案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吕乐上下的关系，盘根错节。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kao他吃饭，kao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顾这些小兄弟，让他们过着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可以说，吕乐在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贪污制度”，权倾黑白两道，虽为警务人员，却俨如黑帮总陀主。但是无论势力有多大，还是敌不过统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将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炉灶设立直接向港督负责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队贪污风气，吕乐被迫远走加拿大，继续坐享数亿财富。
当年四大探长的第二位是蓝刚，在四大探长中，蓝刚参警的时间略晚，比吕乐晚了四年。蓝刚入行虽晚，但升职却快，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从不后退。四名探长中，吕乐的资历最老，属于年轻的老探长，地位也最高，蓝刚属于后起之秀，由于他们几人私交甚厚，在警队的关系又广，当时的香港“四大家族”（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四大黑帮，也都给足他们面子，即使他们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四大黑帮也送案件给他们上去交差。新警务处长上任，都需要礼贤下士，来拜访他们这几位，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坏，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潜逃回英国。这个消息旋即传遍香港，早已饱尝贪污祸害的香港市民闻讯大为震怒，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落。为平息民愤，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麦里浩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后，持续不断地打击警队内的贪污，一时间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间的联系开始收敛，此时，四大探长三个已经退休，他们暗中给黑帮通水，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太放肆，以免吃亏，有些黑帮开始转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胆大妄为，不将廉署放在眼里。其中就有绰号“跛豪”的大毒枭吴锡豪不以为意。最终，吴锡豪等9名大毒枭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过16吨，总案值达4亿元以上，后来被判处总刑期124年，其中吴锡豪刑期最长，为30年。此案自然牵连一大批警员落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牵连。蓝刚是受牵连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出对蓝刚的通缉令，此后，蓝刚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四大探长排在第三位的是韩森，和吕乐以及蓝刚一样，韩森也做到了总探长之职。不过，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比吕乐和蓝刚都晚。吕乐和蓝刚退休后，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
在此期间，新任港督麦里浩到任，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长官作风不同，颇有肃贪之态。警署内一些人开始担心自己受累，暗暗做着拖身准备。韩森便在此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结果，他仅仅只是当了两个月总探长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发出对韩森的通缉。但此时，韩森早已经在海外定居，后来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又来到和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直到1999年在台湾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销对他的调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对吕乐发出通缉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长的最后一位是颜雄，此人的最后职务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缉，但此前他也已经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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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界有四名华人探长（吕乐、蓝刚、韩森和颜雄）极其有名，他们四人彼此经历相近，地位相当，名声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为整个香港警队贪污链的中坚人物，相互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香港高层也希望通过某种形势制肘这种贪污之风，比如不让一名警员在一个地区任职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进行一次大调动。吕乐在香港岛任了一段时间总探长之后，便和任职九龙的蓝刚对调。然而，这种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警察的职权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将他们调来调去，不仅不能遏止贪污，反而给贪污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贪污链迅速扩大。
吕乐在1958年被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之职，成为四大华人探长之首。吕乐在1940年参加香港警队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着装警员。这一类警员通常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务，是一种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类，日晒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动。由于他工作十分出色，几年后成了便装警员，然后一级级往上升。作为警员，吕乐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中，他不可能不贪，如果不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法得到上司的赏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吕乐的贪，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环境的原因。
当时吕乐的角色，应该就是一种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办案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吕乐上下的关系，盘根错节。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kao他吃饭，kao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顾这些小兄弟，让他们过着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可以说，吕乐在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贪污制度”，权倾黑白两道，虽为警务人员，却俨如黑帮总陀主。但是无论势力有多大，还是敌不过统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将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炉灶设立直接向港督负责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队贪污风气，吕乐被迫远走加拿大，继续坐享数亿财富。
当年四大探长的第二位是蓝刚，在四大探长中，蓝刚参警的时间略晚，比吕乐晚了四年。蓝刚入行虽晚，但升职却快，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从不后退。四名探长中，吕乐的资历最老，属于年轻的老探长，地位也最高，蓝刚属于后起之秀，由于他们几人私交甚厚，在警队的关系又广，当时的香港“四大家族”（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四大黑帮，也都给足他们面子，即使他们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四大黑帮也送案件给他们上去交差。新警务处长上任，都需要礼贤下士，来拜访他们这几位，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坏，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潜逃回英国。这个消息旋即传遍香港，早已饱尝贪污祸害的香港市民闻讯大为震怒，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落。为平息民愤，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麦里浩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后，持续不断地打击警队内的贪污，一时间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间的联系开始收敛，此时，四大探长三个已经退休，他们暗中给黑帮通水，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太放肆，以免吃亏，有些黑帮开始转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胆大妄为，不将廉署放在眼里。其中就有绰号“跛豪”的大毒枭吴锡豪不以为意。最终，吴锡豪等9名大毒枭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过16吨，总案值达4亿元以上，后来被判处总刑期124年，其中吴锡豪刑期最长，为30年。此案自然牵连一大批警员落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牵连。蓝刚是受牵连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出对蓝刚的通缉令，此后，蓝刚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四大探长排在第三位的是韩森，和吕乐以及蓝刚一样，韩森也做到了总探长之职。不过，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比吕乐和蓝刚都晚。吕乐和蓝刚退休后，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
在此期间，新任港督麦里浩到任，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长官作风不同，颇有肃贪之态。警署内一些人开始担心自己受累，暗暗做着拖身准备。韩森便在此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结果，他仅仅只是当了两个月总探长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发出对韩森的通缉。但此时，韩森早已经在海外定居，后来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又来到和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直到1999年在台湾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销对他的调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对吕乐发出通缉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长的最后一位是颜雄，此人的最后职务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缉，但此前他也已经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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