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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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自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期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五零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而陈立夫在前世为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在前一世的一九七三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的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主席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主席》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主席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特殊时期”，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一九七六年十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老、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总书记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三十四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八十九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一九九二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而且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三十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成效，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十九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一九六九年返台之后，更是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三万余件。一九九九年百岁生日过后，陈公正式宣布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陈立夫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一百年的漫长生涯中，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他是政治人物；后五十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二十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所以说，张心这个时候不能太过于的去拒绝陈立夫的是请求。
“张心，我这次来是没有别的意思，你也知道，上次因为在蒋经国的那件事，我们两方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上面，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却不得不重视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文官为主，不向你们，主要的力量全部的集中的军方，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显得十分的吃亏了，我也是对之前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了，当然，我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们当兵的不好，主要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你们全面的压制了，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的人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陈立夫这个时候十分诚恳的对着张心说到。
“立夫先生，你说的情况呢，我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的是，这些事情绝对不是下命令让他们去干的，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么干，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会想办法说，让我们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以后更加的注意点的，”张心这个时候没有给陈立夫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张心的意思陈立夫还是理解清楚的了。
“好的，张心，我只要有你这一句话就足够了，至于说到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在今后的交往中收敛的。”陈立夫的反应相当的不慢，马上的就对着张心说到。
就这样，陈立夫和张心两个人瞬间的就打成了协议，开始双方偃旗息鼓，把蒋经国给抛在了一边。
转眼，一九四六的元旦的到来了，全国上下都在热烈的庆祝着抗战胜利过后的第一个元旦，张心在上海短暂的陪家人度过了元旦之后，随即马上的返回了重庆，因为一月十号的时候，将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未来的的国家建设的大事。
同时，蒋介石在积极的要求张心马上的赶回重庆，因为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了，要成立三方最高三人小组的请求，蒋介石让张心来来参加的这个小组。
所以，张心这个时候不得不提前的回到了重庆。
“张心，你对于马歇尔将军这次提出的关于设立最高三人军事小组的提议你有什么看法啊。”张心笔直的坐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还是在张心在辞职之后，蒋介石还是首次的召见张心呢。
“委员长，我觉得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毕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党派的建议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但是延安方面的建议我们不得不考虑，毕竟现在只有延安方面掌握着大量的军事武装，所以两党的事情必须有两党来解决，而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三人小组非常的适合，既能达到两党之间直接接触的的目的，也会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第三方在里面，让大家能够有个缓冲，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建议非常好。”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可是你知道马歇尔将军提出了了什么样子的方案么，”蒋介石和张心说到。
“不知道，乔治提出什么了。”张心知道蒋介石这是在试探自己，一旦这个时候张心要是知道这个方案的话，蒋介石的心理一定会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蒋介石会觉得马歇尔不是很重视它，而且也会认为这个计划里面会有张心的意思。
“我和你说一下，马歇尔整军计划，要大幅度的削减我们军队的数量，尤其是我们国队在中国军队数量；而且还说什么整个中国军队要按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派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马歇尔还向我提出了一个整编我们军队的草案：说我们的陆军作战部队应有六十个师，而其中要有二十个师由原来延安方面领导的军队；甚至海军、空军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三十。这个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么，我们的军队怎么可能让延安这吗的占便宜。甚至还说要让我们的军队的来和延安方面的军队来混编，”蒋介石这个时候对着张心说到。
“其实乔治这次提出的这个方案其实要是从单纯的方案来看，是完全的没有问题的，毕竟延安方面的军队还是占着现在我们军队的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只有说到混编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军队真正的独立出来，好让我们的党派之间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你是这个想法，这怎么可能，我们要是不可以控制军队的话，那么延安方面的岂不是更加的要嚣张了么，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弃军队的领导权，何况海军和空军是我们的辛辛苦苦的建立的，凭什么让延安方面插手的。”蒋介石听到了张心这么说以后相当的生气，对着张心大声的吼叫了起来。
“委员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委员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真的想和谈呢还是决定要打呢，这一点我必须要搞清楚，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要打，咱们就不要啰嗦，直接开战，省的在这里墨迹，要是打算和谈的话，那就认认真真的和谈，别拿和谈来当幌子，这一点我是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想知道委员长的真实的想法。至于说我上面的说的话，我只是针对这个方案来说的，我说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别的意思，”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现在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所以我们必须的要进行和谈了，毕竟我们不能不给美国人面子的，所以现在还是要谈。”蒋介石一听张心的话心就凉了，因为以和谈来拖延时间这个就是蒋介石的想法，毕竟现在蒋介石的战争准备还没有做好。
“好委员长，那我就没什么说到了，那就谈。”张心这个时候在心里面想的是，蒋介石啊，你真厉害。要不是我从前世回来的话，我还真的会被你骗过去的。
于是，在一月五日的时候，蒋介石和延安方面达成了停战协议的内容，于是在一月七号的时候，张心代表国民政府和周恩来代表的延安方面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时也是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正式的成立，美方和延安方面的代表和前世一样，还是马歇尔和周恩来，国民党的代表由张群变成了张心，这个也是最高三人军事小组首次的亮相。同时在北平着手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
其实早在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但是当时的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因为最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三方级别也要对称。于是蒋介石派出了四星上将的张心，而且为了表示对等的原则，而且延安方面的代表周恩来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在国军中，上将的名额是有限的，当年张心的一级上将还是顶的朱培德的名额呢，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在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成立之后，三方马上的召开会议，大家商量了在未来的工作的中的一些事情，会议上决定由美方委员马歇尔将军担任主席，同时规定在三人军事小组的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会议决定，北平军调处下设三十八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在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张心在一月十号的十号，又迎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其实这个会议还是还是重庆谈判的成果，当时也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很大的压力才决定召开的，而且这个会议在召开前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也是做了很多的争吵的，就是光参加会议的人选上面，各方就是争夺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是三十九人。
代表分别是，国民党方面：张心，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和张群；延安方面一共七个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和张君励；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和常乃德；无党派人士即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家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这几方的代表可以说真的代表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了。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会议于1月底闭幕，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这个会议上面最精彩的就是周恩来和陈立夫的那一次交锋了。周恩来与陈立夫终于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两人唇枪舌剑，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的情况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在一月十日，又由张心、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午夜十二时停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三十九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陈立夫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人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
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V
第二期自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期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五零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而陈立夫在前世为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在前一世的一九七三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的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主席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主席》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主席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特殊时期”，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一九七六年十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老、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总书记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三十四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八十九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一九九二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而且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三十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成效，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十九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一九六九年返台之后，更是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三万余件。一九九九年百岁生日过后，陈公正式宣布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陈立夫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一百年的漫长生涯中，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他是政治人物；后五十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二十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所以说，张心这个时候不能太过于的去拒绝陈立夫的是请求。
“张心，我这次来是没有别的意思，你也知道，上次因为在蒋经国的那件事，我们两方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上面，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却不得不重视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文官为主，不向你们，主要的力量全部的集中的军方，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显得十分的吃亏了，我也是对之前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了，当然，我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们当兵的不好，主要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你们全面的压制了，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的人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陈立夫这个时候十分诚恳的对着张心说到。
“立夫先生，你说的情况呢，我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的是，这些事情绝对不是下命令让他们去干的，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么干，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会想办法说，让我们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以后更加的注意点的，”张心这个时候没有给陈立夫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张心的意思陈立夫还是理解清楚的了。
“好的，张心，我只要有你这一句话就足够了，至于说到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在今后的交往中收敛的。”陈立夫的反应相当的不慢，马上的就对着张心说到。
就这样，陈立夫和张心两个人瞬间的就打成了协议，开始双方偃旗息鼓，把蒋经国给抛在了一边。
转眼，一九四六的元旦的到来了，全国上下都在热烈的庆祝着抗战胜利过后的第一个元旦，张心在上海短暂的陪家人度过了元旦之后，随即马上的返回了重庆，因为一月十号的时候，将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未来的的国家建设的大事。
同时，蒋介石在积极的要求张心马上的赶回重庆，因为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了，要成立三方最高三人小组的请求，蒋介石让张心来来参加的这个小组。
所以，张心这个时候不得不提前的回到了重庆。
“张心，你对于马歇尔将军这次提出的关于设立最高三人军事小组的提议你有什么看法啊。”张心笔直的坐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还是在张心在辞职之后，蒋介石还是首次的召见张心呢。
“委员长，我觉得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毕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党派的建议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但是延安方面的建议我们不得不考虑，毕竟现在只有延安方面掌握着大量的军事武装，所以两党的事情必须有两党来解决，而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三人小组非常的适合，既能达到两党之间直接接触的的目的，也会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第三方在里面，让大家能够有个缓冲，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建议非常好。”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可是你知道马歇尔将军提出了了什么样子的方案么，”蒋介石和张心说到。
“不知道，乔治提出什么了。”张心知道蒋介石这是在试探自己，一旦这个时候张心要是知道这个方案的话，蒋介石的心理一定会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蒋介石会觉得马歇尔不是很重视它，而且也会认为这个计划里面会有张心的意思。
“我和你说一下，马歇尔整军计划，要大幅度的削减我们军队的数量，尤其是我们国队在中国军队数量；而且还说什么整个中国军队要按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派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马歇尔还向我提出了一个整编我们军队的草案：说我们的陆军作战部队应有六十个师，而其中要有二十个师由原来延安方面领导的军队；甚至海军、空军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三十。这个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么，我们的军队怎么可能让延安这吗的占便宜。甚至还说要让我们的军队的来和延安方面的军队来混编，”蒋介石这个时候对着张心说到。
“其实乔治这次提出的这个方案其实要是从单纯的方案来看，是完全的没有问题的，毕竟延安方面的军队还是占着现在我们军队的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只有说到混编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军队真正的独立出来，好让我们的党派之间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你是这个想法，这怎么可能，我们要是不可以控制军队的话，那么延安方面的岂不是更加的要嚣张了么，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弃军队的领导权，何况海军和空军是我们的辛辛苦苦的建立的，凭什么让延安方面插手的。”蒋介石听到了张心这么说以后相当的生气，对着张心大声的吼叫了起来。
“委员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委员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真的想和谈呢还是决定要打呢，这一点我必须要搞清楚，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要打，咱们就不要啰嗦，直接开战，省的在这里墨迹，要是打算和谈的话，那就认认真真的和谈，别拿和谈来当幌子，这一点我是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想知道委员长的真实的想法。至于说我上面的说的话，我只是针对这个方案来说的，我说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别的意思，”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现在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所以我们必须的要进行和谈了，毕竟我们不能不给美国人面子的，所以现在还是要谈。”蒋介石一听张心的话心就凉了，因为以和谈来拖延时间这个就是蒋介石的想法，毕竟现在蒋介石的战争准备还没有做好。
“好委员长，那我就没什么说到了，那就谈。”张心这个时候在心里面想的是，蒋介石啊，你真厉害。要不是我从前世回来的话，我还真的会被你骗过去的。
于是，在一月五日的时候，蒋介石和延安方面达成了停战协议的内容，于是在一月七号的时候，张心代表国民政府和周恩来代表的延安方面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时也是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正式的成立，美方和延安方面的代表和前世一样，还是马歇尔和周恩来，国民党的代表由张群变成了张心，这个也是最高三人军事小组首次的亮相。同时在北平着手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
其实早在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但是当时的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因为最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三方级别也要对称。于是蒋介石派出了四星上将的张心，而且为了表示对等的原则，而且延安方面的代表周恩来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在国军中，上将的名额是有限的，当年张心的一级上将还是顶的朱培德的名额呢，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在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成立之后，三方马上的召开会议，大家商量了在未来的工作的中的一些事情，会议上决定由美方委员马歇尔将军担任主席，同时规定在三人军事小组的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会议决定，北平军调处下设三十八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在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张心在一月十号的十号，又迎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其实这个会议还是还是重庆谈判的成果，当时也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很大的压力才决定召开的，而且这个会议在召开前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也是做了很多的争吵的，就是光参加会议的人选上面，各方就是争夺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是三十九人。
代表分别是，国民党方面：张心，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和张群；延安方面一共七个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和张君励；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和常乃德；无党派人士即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家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这几方的代表可以说真的代表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了。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会议于1月底闭幕，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这个会议上面最精彩的就是周恩来和陈立夫的那一次交锋了。周恩来与陈立夫终于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两人唇枪舌剑，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的情况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在一月十日，又由张心、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午夜十二时停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三十九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陈立夫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人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
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