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反击开始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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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苦笑道：“当初我在财政部，工作是做货币的化验分析，进而将市面流通的“龙洋”，改铸成印有袁大头。民国法律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七钱二分，含纯银量在九成半以上，结果却只有五钱二分。我便写了一封长信上报此事，现在是民国了，有总统、有总理、有议会，我还真就不信没人管了！当时书生意气，现在回想一下，铸币厂、财政部、总统府、国务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袁大总统点头，谁有那胆子中饱私囊？既然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肯定各有利益在其中。”
范夫人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那时候可没少干傻事。”
范旭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在欧洲，奥地利的制盐在欧洲算是先进的，他们有详尽的盐专卖法，还有科学的制盐技术和先进的设备，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在号称“世界碱工厂”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时，我还想见识一下“苏维尔法”制碱工艺。可英国人对“苏维尔法”工艺对外不公开，负责人十分傲慢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锅炉房吧！真是气死我了！你大爷的洋鬼子！”范旭东不知不觉爆出了粗口。
范夫人在一旁赶紧偷偷拉范旭东的袖子
徐天宝莞尔，说道：“范先生真是性情中人，要是我遇到这样傲慢无礼的洋鬼子，也会骂人。”说罢，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要办新式盐场，不知道选址何处？东北正在整顿盐务，如果范先生不嫌弃是当个地方官的话，东北盐运使的一职，只要先生点头，随时可以上任。”
范夫人大喜，盐运使是个肥差，如果范旭东当了这个官，一来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二来也可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举两得。范夫人赶紧朝范旭东拼命打眼色，示意他答应下来。
哪知范旭东的书生之气又上来了，他笑道：“多学徐都督的美意，我打算在天津滨海塘沽一带开设盐场。之所以选择塘沽，一方面因为那里临近渤海，是天然盐都；另一方面，塘沽海陆交通方便，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炭支援。”
徐天宝眉头微微一皱，范旭东选的地方距离自己控制的大沽船厂不远，自己也能照应到。“不过~~”徐天宝说道：“那里现在都是十二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断壁残垣，还造着外国人的兵营，恐怕多有不便吧？”
范旭东一脸正色道：“起初我也以为天津是开埠较早的工业城市，塘沽离天津又近，那里一定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外国兵营一带空地，原来本是渔村的中心，现在只剩稀稀拉拉的几间空庐舍为墟；车站和码头上，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耀武扬威地守在那里。路上人迹罕至，偶尔能看见个把缩着脖子、踽踽而行的中国人。一种悲愤猛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要抹去这片土地的屈辱，在这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开垦中国化学工业的处女地。”范旭东的神情异常坚决。
“好吧！”徐天宝到也十分欣赏范旭东的这股子书呆子气，“天津的周学熙大人与我也有些交情，如果有什么问题，范先生也可以请周大人帮忙。”
“多谢徐都督！”范旭东伸出手来，要和徐天宝握手
徐天宝一手握住范旭东的手，一手从怀里衣袋内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一百万四名银行的支票，算我的投资。”
范旭东大喜，这笔投资不单是钱的问题，更是告诉所有人，范旭东后面站着权倾一方的东北大都督、巡阅使徐天宝，你们想找范旭东的不痛快，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
1912年8月，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100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为此徐天宝专门发来贺电，范旭东表示只等厂房建设到位，便可量产。
●●●●●
就在中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刚刚稳定内蒙，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的阴谋失败后，不甘心失败的沙俄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
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
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木丁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
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入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骚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人，乌珠穆沁、多伦、打马诺尔一带，驻有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禁卫军、宣化巡防队等共四千人；张家口、宣化、丰镇、阳高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归化、包头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山西巡防队、绥远陆军、禁卫军、绿营兵等，共五千四百余人。总计共有官兵三万九千九百余人，大炮五十四门，机关枪四十八挺。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调大批援军。
范旭东苦笑道：“当初我在财政部，工作是做货币的化验分析，进而将市面流通的“龙洋”，改铸成印有袁大头。民国法律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七钱二分，含纯银量在九成半以上，结果却只有五钱二分。我便写了一封长信上报此事，现在是民国了，有总统、有总理、有议会，我还真就不信没人管了！当时书生意气，现在回想一下，铸币厂、财政部、总统府、国务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袁大总统点头，谁有那胆子中饱私囊？既然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肯定各有利益在其中。”
范夫人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那时候可没少干傻事。”
范旭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在欧洲，奥地利的制盐在欧洲算是先进的，他们有详尽的盐专卖法，还有科学的制盐技术和先进的设备，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在号称“世界碱工厂”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时，我还想见识一下“苏维尔法”制碱工艺。可英国人对“苏维尔法”工艺对外不公开，负责人十分傲慢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锅炉房吧！真是气死我了！你大爷的洋鬼子！”范旭东不知不觉爆出了粗口。
范夫人在一旁赶紧偷偷拉范旭东的袖子
徐天宝莞尔，说道：“范先生真是性情中人，要是我遇到这样傲慢无礼的洋鬼子，也会骂人。”说罢，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要办新式盐场，不知道选址何处？东北正在整顿盐务，如果范先生不嫌弃是当个地方官的话，东北盐运使的一职，只要先生点头，随时可以上任。”
范夫人大喜，盐运使是个肥差，如果范旭东当了这个官，一来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二来也可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举两得。范夫人赶紧朝范旭东拼命打眼色，示意他答应下来。
哪知范旭东的书生之气又上来了，他笑道：“多学徐都督的美意，我打算在天津滨海塘沽一带开设盐场。之所以选择塘沽，一方面因为那里临近渤海，是天然盐都；另一方面，塘沽海陆交通方便，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炭支援。”
徐天宝眉头微微一皱，范旭东选的地方距离自己控制的大沽船厂不远，自己也能照应到。“不过~~”徐天宝说道：“那里现在都是十二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断壁残垣，还造着外国人的兵营，恐怕多有不便吧？”
范旭东一脸正色道：“起初我也以为天津是开埠较早的工业城市，塘沽离天津又近，那里一定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外国兵营一带空地，原来本是渔村的中心，现在只剩稀稀拉拉的几间空庐舍为墟；车站和码头上，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耀武扬威地守在那里。路上人迹罕至，偶尔能看见个把缩着脖子、踽踽而行的中国人。一种悲愤猛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要抹去这片土地的屈辱，在这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开垦中国化学工业的处女地。”范旭东的神情异常坚决。
“好吧！”徐天宝到也十分欣赏范旭东的这股子书呆子气，“天津的周学熙大人与我也有些交情，如果有什么问题，范先生也可以请周大人帮忙。”
“多谢徐都督！”范旭东伸出手来，要和徐天宝握手
徐天宝一手握住范旭东的手，一手从怀里衣袋内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一百万四名银行的支票，算我的投资。”
范旭东大喜，这笔投资不单是钱的问题，更是告诉所有人，范旭东后面站着权倾一方的东北大都督、巡阅使徐天宝，你们想找范旭东的不痛快，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
1912年8月，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100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为此徐天宝专门发来贺电，范旭东表示只等厂房建设到位，便可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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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刚刚稳定内蒙，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的阴谋失败后，不甘心失败的沙俄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
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
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木丁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
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入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骚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人，乌珠穆沁、多伦、打马诺尔一带，驻有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禁卫军、宣化巡防队等共四千人；张家口、宣化、丰镇、阳高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归化、包头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山西巡防队、绥远陆军、禁卫军、绿营兵等，共五千四百余人。总计共有官兵三万九千九百余人，大炮五十四门，机关枪四十八挺。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调大批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