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只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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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还有些党务要处理，振华兄也有许多公务，就不叨扰啦~！”宋教仁和徐天宝握手道别
看着宋教仁有些落寞的神色，又想到一个月后他就要死在自己同志的枪下，徐天宝不知道哪根筋搭错，脱口而出道：“遁初留步，我还有些话要和你说！”
“哦？”宋教仁诧异道：“有什么话？”
徐天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笑道：“哦，没什么，只是想说祝遁初兄一路顺风。”
“多谢~！”宋教仁很潇洒地挥了挥手
●●●●●●
且说发生在民国二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袁世凯下的手。也有人说是赵秉钧在袁世凯默许的情况下下的手。因为从青帮头目应夔丞，到动手的刺客武士英这一条线来看，最后牵扯到袁世凯是顺理成章的。可是，顺着这条线，还能牵出另一个人来，那就是陈英士。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英士等人，甚至是孙文。
宋教仁一面想架空孙文派系，一面想架空袁世凯的北洋，两面得罪了，想不死也难。
民国初年的参议院和明朝末年的党争几乎如出一辙，任何一件小事儿都会久拖不决，政府的行政效率无限接近于零，党同伐异成了民国元年参议院的常态。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政权，恐怕还真的不如满清朝廷。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还是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给予政府一定程度的权力是必然的结果，权力相对集中的总统制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这也没有脱出宪政的窠臼，同样是共和国的体制。
宋教仁死后，孙文和袁世凯打了一仗。孙文首先犯错，所以他只能流亡日本。袁世凯接着犯错，所以他只当了几十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
这两大政治巨头行情看跌的时候，就是徐天宝和中华民族复兴党昂头挺胸，接过大旗的时刻。
目送宋教仁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熊希龄问徐天宝道：“天帅，你刚才是不是象提醒他？”
徐天宝点了点头，“就差一点，就差一点我就要说出口了。”徐天宝讪笑地摸了摸有些酸的脖子，“睡觉去！”
第二天一觉醒来，徐天宝心情大好，站在卧室的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福叔把早餐准备好，端到徐天宝的卧房里，然后微微躬身行礼，静静地离开了。
徐天宝做到德国运来的沙发上，一面拿起一碗玉米粥，一面开始翻看公文。第一份公文是从大青山制铁公司发来的，说工厂的工人们已经成功地把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技术转化为实用技术。目前试验用的一个50吨氧气顶吹炉已经能够开炉炼钢，就这个炉子每年就能有3000吨钢的产量。从50吨氧气顶吹炉到150吨炉子并没有多少技术门槛，而后者的年产量能够超过万吨，在这个时代可是个恐怖的数字。氧气制取也不难实现——毕竟将来合成氨也需要大量氧气，其他工艺条件也在逐步的完善。
第二份公文是热河兵工厂发来的，说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和步枪的产量已经压缩了一半，而6.25毫米口径的子弹和各种枪支已经开始试产，预计一个月之后就能出成品了。
“我在上海还有些党务要处理，振华兄也有许多公务，就不叨扰啦~！”宋教仁和徐天宝握手道别
看着宋教仁有些落寞的神色，又想到一个月后他就要死在自己同志的枪下，徐天宝不知道哪根筋搭错，脱口而出道：“遁初留步，我还有些话要和你说！”
“哦？”宋教仁诧异道：“有什么话？”
徐天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笑道：“哦，没什么，只是想说祝遁初兄一路顺风。”
“多谢~！”宋教仁很潇洒地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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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发生在民国二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袁世凯下的手。也有人说是赵秉钧在袁世凯默许的情况下下的手。因为从青帮头目应夔丞，到动手的刺客武士英这一条线来看，最后牵扯到袁世凯是顺理成章的。可是，顺着这条线，还能牵出另一个人来，那就是陈英士。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英士等人，甚至是孙文。
宋教仁一面想架空孙文派系，一面想架空袁世凯的北洋，两面得罪了，想不死也难。
民国初年的参议院和明朝末年的党争几乎如出一辙，任何一件小事儿都会久拖不决，政府的行政效率无限接近于零，党同伐异成了民国元年参议院的常态。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政权，恐怕还真的不如满清朝廷。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还是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给予政府一定程度的权力是必然的结果，权力相对集中的总统制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这也没有脱出宪政的窠臼，同样是共和国的体制。
宋教仁死后，孙文和袁世凯打了一仗。孙文首先犯错，所以他只能流亡日本。袁世凯接着犯错，所以他只当了几十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
这两大政治巨头行情看跌的时候，就是徐天宝和中华民族复兴党昂头挺胸，接过大旗的时刻。
目送宋教仁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熊希龄问徐天宝道：“天帅，你刚才是不是象提醒他？”
徐天宝点了点头，“就差一点，就差一点我就要说出口了。”徐天宝讪笑地摸了摸有些酸的脖子，“睡觉去！”
第二天一觉醒来，徐天宝心情大好，站在卧室的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福叔把早餐准备好，端到徐天宝的卧房里，然后微微躬身行礼，静静地离开了。
徐天宝做到德国运来的沙发上，一面拿起一碗玉米粥，一面开始翻看公文。第一份公文是从大青山制铁公司发来的，说工厂的工人们已经成功地把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技术转化为实用技术。目前试验用的一个50吨氧气顶吹炉已经能够开炉炼钢，就这个炉子每年就能有3000吨钢的产量。从50吨氧气顶吹炉到150吨炉子并没有多少技术门槛，而后者的年产量能够超过万吨，在这个时代可是个恐怖的数字。氧气制取也不难实现——毕竟将来合成氨也需要大量氧气，其他工艺条件也在逐步的完善。
第二份公文是热河兵工厂发来的，说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和步枪的产量已经压缩了一半，而6.25毫米口径的子弹和各种枪支已经开始试产，预计一个月之后就能出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