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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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八章
黑乌市经济特区市委书记赵政策的办公室里，政法书记兼公安局长马风谣很是恭敬地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面，茶几上的热茶是一口都没敢去喝。
“有什么事情吗？”赵政策有些放松随意地靠在沙发上，轻声问了一句，“老马，你还是第一次来我这个办公室吧。”
“我觉得乌山区的公安系统里面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马风谣的身子又坐直了一些，“特别是底下的一些煤矿主，估计是有人给他们充当保护伞。”
“哦，有什么证据吗？”赵政策皱了皱眉头，“你已经在着手调查了吗？”
“没有。”马风谣马上回答说，随即又补充道，“在公安系统没有整顿好之前，去调查这个煤矿主的事情，只怕有些难度。”
“嗯。”赵政策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个马风谣还是很有脑筋的，“那就想办法先整顿一下公安系统。”
“书记，我力有未逮啊，最好是您亲自下个指示。”马风谣讪笑着说。
“我下什么指示？”赵政策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我对乌山区的公安系统也不是很熟悉啊，总不能乱下指示吧。”
“书记，您看看这个。”马风谣赶紧从公文包里掏出了几张纸，递给了赵政策，讨好地说，“书记，这是一个外来农民工写给我的一封投诉信。”
“哦。”赵政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可越看下去，眉头就皱得越深了，最后很是气愤地在茶几上拍了一巴掌，吓了马风谣一大跳。
这封投诉信没有具体提到要投诉哪一个人，而是用第一人称写下了写信人自己的遭受到的侮辱与感受。
下面是全文：
我是一个来自西南省的农民工，今年三十四岁，在乌山市阳光机械仓打工。今年的九月十二日，是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那天，我跟往常一样，早上七点起床，吃完早餐后，大约八点钟的时候骑上自行车去邮局给家里汇款。到了那里后，却发觉人非常多，我排了一个小时的队，还有老长一段。
因为急着上班，我只好出来了。
我蹬着自行车，大概骑了二三十米远，觉得有人在追我。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我马上警惕了起来。
出于本能的反应，我对追我的中年男子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可他还在追我，我就以为是社会上的混混，脚下加快了速度。那个中年男子看到我要跑，马上急跑过来把我的自行车拦住。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
还没等我说完，就跑过来三四个小伙子一拥而上，拧脚的拧脚，拧手的拧手，把我死死地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当时我大喊救命，但是没有用。
过了一会儿，我被他们拖起来，手上也带上了手铐，左右都有人夹着，头也有人按住，就像杀猪一样被他们拖进了一辆小型面包车里面。
我坐在车中间，左边是一个瘦一点的青年，右边是个胖一点的青年。这时我发觉自己嘴上，鼻子上，脸上已经到处是血，双腿很疼。
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要干什么？”他们叫我不要说话，坐在我左右的两个青年还动手打我的头，然后车又继续往前开，接下来他们就搜我的口袋，把我口袋里的钱都拿了出来。
我很害怕，就问他们：“你们这时干什么，到底想要做什么？”
坐在我旁边的两个人又打我的头部和腰部。我说：“你们凭什么抓我，搜我的身？如果你们是执法部门，请亮出你们的证件，不然我死也不从！”
这时，坐在车前面开车的司机拿出一个证件，打开后又马上合上了。当时我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司机把证件收回去，就一拳打在我胸口上，再次把钱，厂牌，房间钥匙全部拿了出来，放在右手旁边，然后下车了。
大概几分钟后，又来了个瘦一点的中年人，他先是打开车门，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就向我的右胸打了一拳。他们的举动使我很难相信他们是执法部门的人。于是，我又要求他出示证件。这个人跟司机的举动差不多，这次我也没看清他的证件号码。
一胖一瘦的两个警察上车后，车向前行驶，其中一个问了我一些听不懂的事情，几分钟后，车子停了下来。
在这期间，我又看到了一个同我一样遭遇的男青年，他也被五六个人像杀猪一样又是打又是拖，往车上带。
没多久，我又被带着 往前行驶。路上，我问那两个亮了警察证的人：“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你们究竟是哪里的警察？”
其中一个人说：是东区分局的。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安稳了很多。要真是黑社会上的，我口袋里的钱甚至我的生命都有可能失去。
车又开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东区公安分局，车上的人把我带到了一楼大厅，大厅里有拿着摄像机的人在迎接我们。
当时，我的左右手被他们拧着，头也被他们按着低下去。他们叫我蹲着，低着头，让他们拍照。大厅里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真想站起来说自己是清白的，但又怕他们动手打我，所以还是没敢说。
之后我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审讯室的铝合金栏杆上，让我站着，门口有那些看起来像临时工的人看守我。
当时我想：“到了这里，人身安全应该有保障了吧。”
谁知，没过多久，那个坐在门口，个头不大，有点儿清瘦的像临时工的人走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打工的，他上来就是两拳一脚。
大约十几分钟过后，又有两个临时工模样的人走了进来，他们把门关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随口说是打工的。另一个站在远处的走过来，在我腰部狠狠踹了一脚。然后，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上，当时我哎哟一声，随后他们打开门得意地走了。
不一会儿，又进来两个人，一个个儿小，另一个个儿大。他们一进门，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让我全身都是一阵疼。
我绝望了，当时想：难道我就成了他们的活肉沙包吗？怎么派出所里还会有土匪一样的人？我既没有违法，犯法，他们为什么如此对待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不敢再想下去。平时我对警察是相当敬佩地，今天的遭遇，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进来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正规警员，穿和衬衣的人，一进来就对着我屁股狠狠踢了一脚，然后再我的头上打了几下，打完之后就叫我在一个文件上按印。
当时我也没有能够看清楚是什么文件，又被他们打怕了，他叫我按哪里我就按哪里。那个警员还拿我开心，叫我按在自己的鼻子上，我想不听，他又要打我，后来没有办法，我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做了，按完之后，又把我铐回原处。
我当时想到了死，人活在世上，遭受这样的侮辱，还有什么尊严？既没有犯法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却招来如此打骂，难道外地打工的人就不是人吗？就应该被他们这样侮辱吗？法律何在？
时间缓缓地过去，又进来几个人，他们把我手上的手铐打开，叫我去卫生间洗手。当我洗完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镜子里的我，脸上，鼻梁上，嘴角两边，嘴唇上全是血迹。当时在洗手间里，我还想他们提出自己小便很急，要求小便。谁知，他们却说要等一下。
洗完手之后，就去另一个房间量身高，拍照，验指纹。完毕之后，又把我铐在那个窗户上。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吃饭，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就说不想吃，结果就真的没有犯吃。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说要小便，他们又说要等一下，我说等不及了，他们理都不理，无奈，我只好忍着。
下午上班的时候，进来几个人，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将我带到了刑警室，审问我的是一个姓余的警官，那个在车上给我看证件的警员也在场。我们问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问我同伙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话音未落，那个警察一个耳光就打了过来。
我说：“如果我知道会告诉你，但确实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就算打死我也没有用！”
不知他们是听明白了我这句胡，还是良心发现，讯问慢慢地走上了整体。摁完手印后，我就跟姓余的警察说我要小便，姓余的就带我上了厕所。
回来后，他们就让我认一些照片，上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完事之后，又给我戴上了手铐，让我蹲在走廊里。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像临时工的人问我：“吃饭吗？”
但当我说吃的时候，他却说没有了。最后我还是没有吃上饭。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余警官再次讯问我，十一号那天干了什么，和哪些人在一起？我如实回答了他，然后，他让我核对笔录，我发现有两处不符：一是说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之后他们才带走我的，二是说涉嫌绑架什么的，有刑事拘留三天字样。
之后，我又被戴上手铐拴在那个铝合金窗户上，就这样我读过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十三号上午九点，一位警官看我还被铐在那里，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警官对那些像临时工一样的人员说：怎么还扣留着他们，把手续办好了，放他们走。
一名警察还对我手，你每月拿的工资不少吗，怎么还穿的那么差？言下之意：因为你穿得差，所以我们才抓你！
我就不明白了，难道穿得差也有罪吗？
最后，我拿回了自己的东西，虽然一天一夜没吃饭，没喝水，但还是没有饿的感觉。我要走时，他们要我把头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
这个写信人叫余得水，有些语无伦次，但字语行间无不透露着耻辱与凄凉！
“像余得水一样，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将老婆和孩子撇在老家，只身来到城市谋生。他们不是来行乞的，也不是来抢城里人饭碗的。他们考手艺赚钱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出巨大财富。他们希望像城里人一样得到尊重，这个要求过分吗？”赵政策直接让政法书记兼公安局长马风谣把这封信在市委常委会上进行了宣读，然后沉声说道，“其实，余得水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有尊严地活着，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看来我们黑乌市的公安系统要好好整顿一下了。”纪委书记曲周全也马上接话道，“穿着差就可以随便抓人，还有没有王法？”
“是啊，要是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来我们特区打工？”常务副市长高风打蛇棍随之而上，“我们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做支撑的。离开了外来打工人员，我们所有的新兴工业区都将无法正常运作，谈何发展？”
“风谣同志，我看这个事情就由你主抓一下吧，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抓一抓基层民警的工作作风问题。”市长冯文丘皱了皱眉头，沉声说道。
“对相关责任人要进行严肃处理。”赵政策却突然说道，“既然东区分局里的这些警察都或多或少有充当侮辱余得水的嫌疑，我建议让余得水对他们进行一个个指认，只要涉案人员，一律撤职。对相关责任领导，也要做出具体处理，并向我汇报。”
组织部长周紫兰嘴角禁不住抽了抽。很明显，市长冯文丘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个民警工作作风问题淡化，软处理。可市委书记赵政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偏偏想把事情往深里挖，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
“我们组织部门正想对全市的基层干部做个综合考核呢。”周紫兰笑了笑，“看来，就先从公安系统入手吧。”
周紫兰在得知乌山市和黑山市进行合并，成立新的经济特区的时候，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没想到，赵政策却把她拉来当上了经济特区组织部部长，还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
要知道，经济特区按照惯例，是很有可能升级成为副省级城市，到时候周紫兰这个组织部长也很有可能水涨船高，进入正厅级别行列。
这么一来，周紫兰就很自然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一跃而成为赵政策的心腹人士。在常委会议上，周紫兰自然是唯赵政策马首是瞻，这一点都不奇怪。
周紫兰能够得到黑山市前任市委书记孙东方的信任，能力方面自然很强。很快，周紫兰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于是，周紫兰就抓住这个机会，对赵政策这个市委书记第一次投桃报李。
周紫兰可不怎么把冯文丘这个市长看在眼里，自己是组织部长，直接领导是市委书记赵政策。再说，周紫兰也是市委常委，有自己的发言权。
在周紫兰眼里，赵政策那就是一个上位者，高高在上。你冯文丘再厉害，还厉害不过孙东方吧。孙东方都被赵政策给赶跑了，更别说这个经济特区怎么看都是赵政策鼓捣出来的。
周紫兰能做到今天这个级别，眼界自然不差。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前，高风在黑山市可是弄出了好几个大动作。当时，周紫兰还有些看不懂。可等到经济特区一成立，周紫兰等一干政府官员恍然大悟，很自然把高风那几个大动作和经济特区相联系起来。
一个经济特区的成立，省委都没有决定权。周紫兰自然很清楚，赵政策的能量有多大，潜力有多深！
纪委书记曲周全则不同了，虽然赵政策坚持向省委领导建议让曲周全任职经济特区的纪委书记，可曲周全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赵政策的人。
曲周全这人本来就是原则性极强，也不太会转弯抹角。也许是职业性毛病，只要一听到官员干部有违法乱纪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好好调查，一定要严肃处理！
黑山市和乌山市进行合并后，曲周全也发现乌山区的干部系统里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一直想深挖掘一下。可一直找不到一个号的切入点，这次一听赵政策把这样一封投诉信给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来，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曲周全马上就意识到市委书记赵政策和自己一样，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因此，曲周全的反应速度很快，马上就要求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市长冯文丘尽管知道这几个出身黑山市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这个时候，也深觉势单力孤，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于是，余得水的这封检举信成了一根导火索，被赵政策加以利用，开始了赵政策在黑乌市经济特区的第一把火。
第三百六十八章
黑乌市经济特区市委书记赵政策的办公室里，政法书记兼公安局长马风谣很是恭敬地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面，茶几上的热茶是一口都没敢去喝。
“有什么事情吗？”赵政策有些放松随意地靠在沙发上，轻声问了一句，“老马，你还是第一次来我这个办公室吧。”
“我觉得乌山区的公安系统里面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马风谣的身子又坐直了一些，“特别是底下的一些煤矿主，估计是有人给他们充当保护伞。”
“哦，有什么证据吗？”赵政策皱了皱眉头，“你已经在着手调查了吗？”
“没有。”马风谣马上回答说，随即又补充道，“在公安系统没有整顿好之前，去调查这个煤矿主的事情，只怕有些难度。”
“嗯。”赵政策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个马风谣还是很有脑筋的，“那就想办法先整顿一下公安系统。”
“书记，我力有未逮啊，最好是您亲自下个指示。”马风谣讪笑着说。
“我下什么指示？”赵政策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我对乌山区的公安系统也不是很熟悉啊，总不能乱下指示吧。”
“书记，您看看这个。”马风谣赶紧从公文包里掏出了几张纸，递给了赵政策，讨好地说，“书记，这是一个外来农民工写给我的一封投诉信。”
“哦。”赵政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可越看下去，眉头就皱得越深了，最后很是气愤地在茶几上拍了一巴掌，吓了马风谣一大跳。
这封投诉信没有具体提到要投诉哪一个人，而是用第一人称写下了写信人自己的遭受到的侮辱与感受。
下面是全文：
我是一个来自西南省的农民工，今年三十四岁，在乌山市阳光机械仓打工。今年的九月十二日，是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那天，我跟往常一样，早上七点起床，吃完早餐后，大约八点钟的时候骑上自行车去邮局给家里汇款。到了那里后，却发觉人非常多，我排了一个小时的队，还有老长一段。
因为急着上班，我只好出来了。
我蹬着自行车，大概骑了二三十米远，觉得有人在追我。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我马上警惕了起来。
出于本能的反应，我对追我的中年男子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可他还在追我，我就以为是社会上的混混，脚下加快了速度。那个中年男子看到我要跑，马上急跑过来把我的自行车拦住。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
还没等我说完，就跑过来三四个小伙子一拥而上，拧脚的拧脚，拧手的拧手，把我死死地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当时我大喊救命，但是没有用。
过了一会儿，我被他们拖起来，手上也带上了手铐，左右都有人夹着，头也有人按住，就像杀猪一样被他们拖进了一辆小型面包车里面。
我坐在车中间，左边是一个瘦一点的青年，右边是个胖一点的青年。这时我发觉自己嘴上，鼻子上，脸上已经到处是血，双腿很疼。
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要干什么？”他们叫我不要说话，坐在我左右的两个青年还动手打我的头，然后车又继续往前开，接下来他们就搜我的口袋，把我口袋里的钱都拿了出来。
我很害怕，就问他们：“你们这时干什么，到底想要做什么？”
坐在我旁边的两个人又打我的头部和腰部。我说：“你们凭什么抓我，搜我的身？如果你们是执法部门，请亮出你们的证件，不然我死也不从！”
这时，坐在车前面开车的司机拿出一个证件，打开后又马上合上了。当时我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司机把证件收回去，就一拳打在我胸口上，再次把钱，厂牌，房间钥匙全部拿了出来，放在右手旁边，然后下车了。
大概几分钟后，又来了个瘦一点的中年人，他先是打开车门，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就向我的右胸打了一拳。他们的举动使我很难相信他们是执法部门的人。于是，我又要求他出示证件。这个人跟司机的举动差不多，这次我也没看清他的证件号码。
一胖一瘦的两个警察上车后，车向前行驶，其中一个问了我一些听不懂的事情，几分钟后，车子停了下来。
在这期间，我又看到了一个同我一样遭遇的男青年，他也被五六个人像杀猪一样又是打又是拖，往车上带。
没多久，我又被带着 往前行驶。路上，我问那两个亮了警察证的人：“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你们究竟是哪里的警察？”
其中一个人说：是东区分局的。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安稳了很多。要真是黑社会上的，我口袋里的钱甚至我的生命都有可能失去。
车又开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东区公安分局，车上的人把我带到了一楼大厅，大厅里有拿着摄像机的人在迎接我们。
当时，我的左右手被他们拧着，头也被他们按着低下去。他们叫我蹲着，低着头，让他们拍照。大厅里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真想站起来说自己是清白的，但又怕他们动手打我，所以还是没敢说。
之后我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审讯室的铝合金栏杆上，让我站着，门口有那些看起来像临时工的人看守我。
当时我想：“到了这里，人身安全应该有保障了吧。”
谁知，没过多久，那个坐在门口，个头不大，有点儿清瘦的像临时工的人走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打工的，他上来就是两拳一脚。
大约十几分钟过后，又有两个临时工模样的人走了进来，他们把门关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随口说是打工的。另一个站在远处的走过来，在我腰部狠狠踹了一脚。然后，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上，当时我哎哟一声，随后他们打开门得意地走了。
不一会儿，又进来两个人，一个个儿小，另一个个儿大。他们一进门，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让我全身都是一阵疼。
我绝望了，当时想：难道我就成了他们的活肉沙包吗？怎么派出所里还会有土匪一样的人？我既没有违法，犯法，他们为什么如此对待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不敢再想下去。平时我对警察是相当敬佩地，今天的遭遇，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进来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正规警员，穿和衬衣的人，一进来就对着我屁股狠狠踢了一脚，然后再我的头上打了几下，打完之后就叫我在一个文件上按印。
当时我也没有能够看清楚是什么文件，又被他们打怕了，他叫我按哪里我就按哪里。那个警员还拿我开心，叫我按在自己的鼻子上，我想不听，他又要打我，后来没有办法，我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做了，按完之后，又把我铐回原处。
我当时想到了死，人活在世上，遭受这样的侮辱，还有什么尊严？既没有犯法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却招来如此打骂，难道外地打工的人就不是人吗？就应该被他们这样侮辱吗？法律何在？
时间缓缓地过去，又进来几个人，他们把我手上的手铐打开，叫我去卫生间洗手。当我洗完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镜子里的我，脸上，鼻梁上，嘴角两边，嘴唇上全是血迹。当时在洗手间里，我还想他们提出自己小便很急，要求小便。谁知，他们却说要等一下。
洗完手之后，就去另一个房间量身高，拍照，验指纹。完毕之后，又把我铐在那个窗户上。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吃饭，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就说不想吃，结果就真的没有犯吃。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说要小便，他们又说要等一下，我说等不及了，他们理都不理，无奈，我只好忍着。
下午上班的时候，进来几个人，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将我带到了刑警室，审问我的是一个姓余的警官，那个在车上给我看证件的警员也在场。我们问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问我同伙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话音未落，那个警察一个耳光就打了过来。
我说：“如果我知道会告诉你，但确实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就算打死我也没有用！”
不知他们是听明白了我这句胡，还是良心发现，讯问慢慢地走上了整体。摁完手印后，我就跟姓余的警察说我要小便，姓余的就带我上了厕所。
回来后，他们就让我认一些照片，上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完事之后，又给我戴上了手铐，让我蹲在走廊里。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像临时工的人问我：“吃饭吗？”
但当我说吃的时候，他却说没有了。最后我还是没有吃上饭。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余警官再次讯问我，十一号那天干了什么，和哪些人在一起？我如实回答了他，然后，他让我核对笔录，我发现有两处不符：一是说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之后他们才带走我的，二是说涉嫌绑架什么的，有刑事拘留三天字样。
之后，我又被戴上手铐拴在那个铝合金窗户上，就这样我读过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十三号上午九点，一位警官看我还被铐在那里，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警官对那些像临时工一样的人员说：怎么还扣留着他们，把手续办好了，放他们走。
一名警察还对我手，你每月拿的工资不少吗，怎么还穿的那么差？言下之意：因为你穿得差，所以我们才抓你！
我就不明白了，难道穿得差也有罪吗？
最后，我拿回了自己的东西，虽然一天一夜没吃饭，没喝水，但还是没有饿的感觉。我要走时，他们要我把头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
这个写信人叫余得水，有些语无伦次，但字语行间无不透露着耻辱与凄凉！
“像余得水一样，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将老婆和孩子撇在老家，只身来到城市谋生。他们不是来行乞的，也不是来抢城里人饭碗的。他们考手艺赚钱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出巨大财富。他们希望像城里人一样得到尊重，这个要求过分吗？”赵政策直接让政法书记兼公安局长马风谣把这封信在市委常委会上进行了宣读，然后沉声说道，“其实，余得水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有尊严地活着，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看来我们黑乌市的公安系统要好好整顿一下了。”纪委书记曲周全也马上接话道，“穿着差就可以随便抓人，还有没有王法？”
“是啊，要是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来我们特区打工？”常务副市长高风打蛇棍随之而上，“我们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做支撑的。离开了外来打工人员，我们所有的新兴工业区都将无法正常运作，谈何发展？”
“风谣同志，我看这个事情就由你主抓一下吧，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抓一抓基层民警的工作作风问题。”市长冯文丘皱了皱眉头，沉声说道。
“对相关责任人要进行严肃处理。”赵政策却突然说道，“既然东区分局里的这些警察都或多或少有充当侮辱余得水的嫌疑，我建议让余得水对他们进行一个个指认，只要涉案人员，一律撤职。对相关责任领导，也要做出具体处理，并向我汇报。”
组织部长周紫兰嘴角禁不住抽了抽。很明显，市长冯文丘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个民警工作作风问题淡化，软处理。可市委书记赵政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偏偏想把事情往深里挖，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
“我们组织部门正想对全市的基层干部做个综合考核呢。”周紫兰笑了笑，“看来，就先从公安系统入手吧。”
周紫兰在得知乌山市和黑山市进行合并，成立新的经济特区的时候，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没想到，赵政策却把她拉来当上了经济特区组织部部长，还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
要知道，经济特区按照惯例，是很有可能升级成为副省级城市，到时候周紫兰这个组织部长也很有可能水涨船高，进入正厅级别行列。
这么一来，周紫兰就很自然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一跃而成为赵政策的心腹人士。在常委会议上，周紫兰自然是唯赵政策马首是瞻，这一点都不奇怪。
周紫兰能够得到黑山市前任市委书记孙东方的信任，能力方面自然很强。很快，周紫兰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于是，周紫兰就抓住这个机会，对赵政策这个市委书记第一次投桃报李。
周紫兰可不怎么把冯文丘这个市长看在眼里，自己是组织部长，直接领导是市委书记赵政策。再说，周紫兰也是市委常委，有自己的发言权。
在周紫兰眼里，赵政策那就是一个上位者，高高在上。你冯文丘再厉害，还厉害不过孙东方吧。孙东方都被赵政策给赶跑了，更别说这个经济特区怎么看都是赵政策鼓捣出来的。
周紫兰能做到今天这个级别，眼界自然不差。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前，高风在黑山市可是弄出了好几个大动作。当时，周紫兰还有些看不懂。可等到经济特区一成立，周紫兰等一干政府官员恍然大悟，很自然把高风那几个大动作和经济特区相联系起来。
一个经济特区的成立，省委都没有决定权。周紫兰自然很清楚，赵政策的能量有多大，潜力有多深！
纪委书记曲周全则不同了，虽然赵政策坚持向省委领导建议让曲周全任职经济特区的纪委书记，可曲周全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赵政策的人。
曲周全这人本来就是原则性极强，也不太会转弯抹角。也许是职业性毛病，只要一听到官员干部有违法乱纪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好好调查，一定要严肃处理！
黑山市和乌山市进行合并后，曲周全也发现乌山区的干部系统里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一直想深挖掘一下。可一直找不到一个号的切入点，这次一听赵政策把这样一封投诉信给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来，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曲周全马上就意识到市委书记赵政策和自己一样，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因此，曲周全的反应速度很快，马上就要求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市长冯文丘尽管知道这几个出身黑山市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这个时候，也深觉势单力孤，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于是，余得水的这封检举信成了一根导火索，被赵政策加以利用，开始了赵政策在黑乌市经济特区的第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