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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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重大发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问道因何故,家中有孔方
《鸣凤记·拜谒忠灵》——明王世贞
两位老爷子都对高泽的好运气无话可说,巴不得他好运不断,多弄点好宝贝回来呢,他们也可多点欣赏的机会,毕竟他们自己的收藏也是有限的,连村里仅有的几家有点像样的东西的人家,也被他们踅摸得差不多了,要么是用东西换,要不就是用尽各种办法给弄过来了.
王五爷那儿的那件乾隆粉青釉刻云龙纹瓶不就是他和潘老爷子下了两个月的棋加上两瓶好酒,硬是从人家的手里给弄过来的嘛,后来,潘老爷子还想反诲,嘿嘿,对不起,大不了再和那老头下两个月的棋,到了手里的东西怎么能送出去呢,再说,这些东西将来都是留给高泽的,现在,也都是让高泽练手,实践的,当然东西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嘛!
有了这一幅郑板桥的真迹书轴,高泽也算是拥有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老物件了,也算是跨入了古玩收藏者的行列,不经意间,他竟然也是有了不少的好东西了,他那个小木箱子里,宝贝可不少。
哦,对了,还有邵家婶婶送给他的一袋子的铜钱呢,他都没打开看过,明天没事了,得好好的看看,里面究竟有哪些铜钱?
从干爷那儿敲来的那对矮桩狮子头的核桃给了爷爷,外公送的珍贵的文房四宝也别收起来了,就放在爷爷的书案上好了,让和爷爷就用这些难得的文房用具,书写幸福的生活和人生好了。
那些珍珠都交给了爷爷,爷爷说回头带到省城的店铺里,让店里的珠宝师傅给加工一下,给妈妈林佩云做珍珠项链和耳坠,用不了的,就放在店里做展示,也好让店里的专业人员对珍珠时常的清理和保养,省得放在高泽这儿给弄的黯然失色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高泽自然是没话可说。
高泽一脸得意的献了宝,得瑟完了,自然也就安份了,大人继续喝酒谈话,高泽呼得不耐烦,就拿着自己的袋子回到房间,从床下拉出爷爷给他的那只黄花梨的箱子,把小人书一一的码放整齐放进箱子的一角,至于郑板桥的书轴,爷爷说回头他要找一个专门装画轴书轴的长袋子给装好保存,这么宝贵的东西,可别人为的给糟蹋了。
那一大袋子的铜钱也都放在箱子里,高泽随手拿了出来,还挺沉的,挺压手的,高泽
随意的一下子全部倒在了挨着窗户放着的那张宽大的书桌上,哗啦哗的铺了一桌,铜钱上的铜锈和灰土立刻把原本干净的桌面弄得污秽不堪了。
高泽到底还小,不知道爱护面前的这张书桌,那也是和爷爷房间里的书桌一样的款式的黄花梨的明式书桌,古朴简约、宽大秀丽,桌面、桌沿、四腿间装的横枨,枨上的抽屉,圆腿直足,做工简洁素雅,典型的明式家具,有一种简练舒展、明快俊朗的独特魅力,也是那时的人还不知道黄花梨的珍贵之处,也不知道怎么爱惜保护,再说,高泽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家里类似的家事比比皆是,没什么在不了的。
还是看看铜钱要紧,扒拉开来,大致数了一下,这一袋子里竟然有三百多枚的铜钱,高泽在得到那两枚乾隆通宝的雕母铜钱之后,狠狠的恶补了一下原本看书时不怎么在意不太感兴趣的钱币知识,在钱币的辩认方面已经不是问题了,当然对真假、断代还是要加以实践和磨练的。
慢悠悠的在这些铜钱中,随意的拿起来一枚,看了看,放下,又拿起另外一枚,看了看,再度的放下。有些上面没有字迹的,高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就看出或者判断出些什么来,有些铜钱,即便是有字迹的,但是因为高泽对于古代钱币而言,也就是最近的恶补,所知不多,还是个新手,好多只是知道个大概,似是而非的,其中的价值,那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高泽把铜钱按照朝代一一的给分开,“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居然康熙,乾隆,嘉庆,雍正,光绪,道光,顺治七位皇帝的通宝钱币都有,这里面的“乾隆通宝”就是那种非常普通常见的“乾隆通宝”了,可不是什么雕母了,都给按朝代放在一起,“乾隆,道光、嘉庆”这三个朝代好像还有个什么说法,叫什么“乾道嘉”,也就是“钱到家”意思,也是吉庆的意思,图个吉利,钱都到家了,当然发财了。
还有唐代的“开元通宝”,以及“宣和通宝”、“崇宁通宝”、“至通元宝”、“政和通宝”这样的,在北宋年代比较普通的铜钱,也都给堆置到了一起,嗯,居然还有几个“宽永通宝”,这“宽永”是哪个朝代呀,哦,对了,那可是小日本的铜钱啊!
高泽记得好像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有“宽永通宝”的介绍,宽永通宝是小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一种钱币,同时也是流入我国数量最多的外国钱币之一。它始铸于日本第108代后水尾天皇宽永三年(1626年),从1636年开始大量铸造。当时小日本各地的钱炉均有铸造,至明治初年还在使用,前后流通长达240余年,后因德川幕府灭亡而废止。
小日本是最早开始仿铸我国方孔圆钱的国家。小日本在公元708年奈良朝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708年,相当于我国唐中宗景龙二年)开始仿效我国唐朝铸币,铸行“和同开珍”方孔圆钱。到19世纪60年代,共铸行方孔圆钱32种,其中的“宽永通宝”是铸行量最大的一种。
我国明代施行钞、银、铜钱并行制度,但铜钱的铸行严重不足,在明代的十七帝中,只有九代帝王铸过币(如明宣宗时自宣德年后的几十年间没铸过币)。于是便允许唐、宋旧铜钱入流,这便为民间的私铸钱和流入我国的小日本仿制钱的流通提供了条件。
小日本于“宽永”二年(公元1625年,相当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铜钱,历经天明天皇至孝明天皇等十个皇朝,到1867年(相当于我国的清同冶六年)止,长达242年之久。
小日本的“宽永通宝”钱在我国民间流通了多年,直到清乾隆初年,才被官府知道,怀疑是私铸钱,还另用“年号”,这无异于谋反。于是,乾隆皇帝谕令江、浙、闽各总督、巡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幸亏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幕僚见多识广,道出来历。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会衔上疏”,讲出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才又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民间使用的,官为收买。至此,事情才算了结。
唐代的时候,中日两国交往非常密切,互派使节,唐朝文化对小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小日本国内多处出土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半两和五铢钱即是明证。而且,历年来出土的唐代开元通宝钱数以万计。而小日本最早的方孔圆钱“和同开宝(王尔)”钱就是仿开元通宝钱而成,在我国也有发现。到了宋、明两代,两国经济往来更加频繁,我国的钱币继续大量输往日本。后来,小日本仿铸我国宋、明的年号的钱,也用汉文,名称一样。这些钱币以及其他的日本年号钱也大批流入我国。当然,宽永通宝是最为常见的。
宽永钱遍及我国城乡各地,东南沿海各省更是多见。而象朝鲜的“常平通宝”、越南的“景兴通宝”等不断发现。正是这些钱币的存在,反映着我国古老文化对历史文化所起到的具大作用,并成为中日两国以及其他邻国友好往来的历史实物见证。
这不,高泽的手上不正拿着两枚铜钱,一枚是铜色黄润、文字端丽者的朝鲜的“常平通宝”,还有一枚形状、大小等方面均与宋钱相似的越南的“景兴通宝”,高泽一开始还以为是宋钱呢。
“常平通宝”高泽也是知道的,朝鲜李朝仁祖李倧十一年(1633年,明崇祯六年)由常平厅设监始铸,故名“常平通宝”。至肃宗李焞五年(1678年)更以法律命定各有关厅、曹、营、监等分工铸造;及至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以机制黄铜钱问世,常平通宝铸行前后达260年之久,在中近代朝鲜货币史上占统治地位,彻底改变了此前以米、布为主的交易状态。钱分小平、折二、当五、当百四等,然无当十钱,以折二钱品种及铸量最多。时米一升四文。面文“常平通宝”为工整楷书,直读,除初铸之光背者外,背文有记监、记官、记地、记数、记值、记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以及录用“千字文”44字,版式多达数千种,不胜枚举。因为直径大小的不同也有好多的型号,通常有小平径的,折二径的,当五钱的,当百大钱径的,然因历代各地均有鼓铸,其间大小错出、轻重倒置势所难免,不一而足。高泽手中的这枚应该是早期宫铸的当五钱的“常平通宝”,后期官铸的笔画呆板、制作不精者;而有些更是文字拙劣、铜质发黑,多为私铸。
“景兴通宝”高泽倒也略知一二的,后黎朝显宗黎维褍景兴年间(1740—1777年)铸,时值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为安南(越南的旧称)货币史上铸年最长、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一种钱币。面文“景兴通宝”直读,有真、行、隶、篆多种书体,文字变化各异。除光背或有星号者外,真书钱背尚有干支记年(庚申、辛酉、壬戌)、记地(京、山西、山南、平南)、记方位、数字等(中、北、西、二、三、大、工),品类纷繁。除通宝钱外,景兴三十七年间,更铸有:巨宝、大宝、太宝、内宝、至宝、重宝、中宝、正宝、泉宝、之宝、用宝、宋宝、宣宝、永宝、顺宝等十多种宝号钱,大小不一,轻重各异,面背文字、纹号各不尽同。“宝”前一字据考多为记地或铸钱场名,今难一一隶定。其中“景兴顺宝”则是景兴三十七年以废旧铜炮兵器熔铸而成。景兴多宝制犹如我国南宋之嘉定钱,其中多种宝钱在我国广为流传,唯铜黑钱薄、制作祖陋而颇失丰采。
高泽看着也是啧啧称奇,邵家婶婶的这包铜钱里竟然有这么多品种的铜钱,居然我国周边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的铜钱都有,这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也不知道这几枚外国的铜钱值不值钱,有没有什么价值,这毕竟也是难得,先收着好了。哦,对了,邵家伯伯可是在沪市做回收废品的生意,这些铜钱应该是从沪市收来的吧!难怪品种这么多呢!
嗯,还有祺祥通宝,不会吧,竟然有三枚,而且品相还都不错,只是因为和其它的锈迹斑斑的铜钱混在一起,上面也都有了不少的铜锈。
高泽赶紧把这三枚铜钱挑了出来,找了块妈妈不用的坏布使劲的擦了几下,铜锈不深,也没深入到铜钱的里面,只是表面有些沾染了,没几下就擦干净了。
铸造精美的铜钱就显出了“庐山真面目”了,阔缘无锈,铜质细腻,色泽金黄,面文“祺祥重宝”四字端庄严整,内廓穿口具清钱特征;其铜质精黄,铸工精湛。正面文字挺拔,背面左边为满文“宝”,右边为满文“源”。“宝”有宝货的含义,“源”指当时清朝工部所属宝源铸钱局的简称。币背上下穿为汉文计值“当十”二字,左右铸满文钱局。
公元1861年8月,昏庸无能的清代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临死前,他把皇帝的宝座传给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他深知,年仅六岁的孩童是无法掌管国家大权的,便把八位最亲信的顾命大臣召到病榻前,临终托孤。咸丰死后的第二天,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称为慈禧太后或西太后。载垣、端华、肃顺等辅政大臣,预感到叶赫那拉氏阴谋篡权,为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一,朝内的重要官缺都由辅政大臣兼任或支持他们的官员补缺。其二,建元年号,用“祺祥”二字,并饬户、工两部鼓铸钱文应用“祺祥通宝”字样。
祺祥是同治皇帝第一个年号,当时提出时即有大臣因“祺”“祥”两字意思相近而持反对意见,具有强烈权利欲的慈禧太后则以她和慈安的名义,联络当时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于九月三十日发动宫廷政变,逮捕八大臣,并将肃顺等三人处死。这是就清史中有名的“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不久,慈禧采纳大学士周祖培奏议,废止“祺祥”年号,停铸“祺祥”钱,改用“同治”年号,并铸“同治通宝”钱币。这样一来,“祺祥”年号钱也不能颂布铸行了。
清王朝从顺治至宣统历经267年,共继位10个皇帝,立年号十一个,其中咸丰帝之子载淳曾立过“祺祥”和“同治”两个年号。在一些历代纪元表中,因“祺祥”年号仅仅存在了69天而未载入。
“祺祥”年号是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确定的,并于八月始铸,还未发行,十月五日即被勒令废除,“祺祥”年号仅存69天。铸币回炉铸为“同治”钱(1861年),与祺祥重宝一起并称为中国寿命最短的钱币,当时所铸多为样币,流通币几乎全部收回,刚刚预铸好的一批新钱未及来年使用便遭熔毁。
幸好有极少量祺祥钱被铸钱局的铸匠和经办人私自存留,逃避过了被熔铸的命运。流传至今,祺祥钱已成为了清代年号钱中的稀有珍品。
这段荒唐的历史高泽早在清史中看过,自然知道这三枚“祺祥通宝”的贵重和不凡,看来,又捡到好东西了,这可是三枚啊,一想到这,高泽不免激动起来,哈哈,哈哈,运气不错,运气不错啊!随即夸张兴奋的声音响了起来:“爷爷,干爷,有重大发现,重大发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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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重大发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问道因何故,家中有孔方
《鸣凤记·拜谒忠灵》——明王世贞
两位老爷子都对高泽的好运气无话可说,巴不得他好运不断,多弄点好宝贝回来呢,他们也可多点欣赏的机会,毕竟他们自己的收藏也是有限的,连村里仅有的几家有点像样的东西的人家,也被他们踅摸得差不多了,要么是用东西换,要不就是用尽各种办法给弄过来了.
王五爷那儿的那件乾隆粉青釉刻云龙纹瓶不就是他和潘老爷子下了两个月的棋加上两瓶好酒,硬是从人家的手里给弄过来的嘛,后来,潘老爷子还想反诲,嘿嘿,对不起,大不了再和那老头下两个月的棋,到了手里的东西怎么能送出去呢,再说,这些东西将来都是留给高泽的,现在,也都是让高泽练手,实践的,当然东西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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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对了,还有邵家婶婶送给他的一袋子的铜钱呢,他都没打开看过,明天没事了,得好好的看看,里面究竟有哪些铜钱?
从干爷那儿敲来的那对矮桩狮子头的核桃给了爷爷,外公送的珍贵的文房四宝也别收起来了,就放在爷爷的书案上好了,让和爷爷就用这些难得的文房用具,书写幸福的生活和人生好了。
那些珍珠都交给了爷爷,爷爷说回头带到省城的店铺里,让店里的珠宝师傅给加工一下,给妈妈林佩云做珍珠项链和耳坠,用不了的,就放在店里做展示,也好让店里的专业人员对珍珠时常的清理和保养,省得放在高泽这儿给弄的黯然失色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高泽自然是没话可说。
高泽一脸得意的献了宝,得瑟完了,自然也就安份了,大人继续喝酒谈话,高泽呼得不耐烦,就拿着自己的袋子回到房间,从床下拉出爷爷给他的那只黄花梨的箱子,把小人书一一的码放整齐放进箱子的一角,至于郑板桥的书轴,爷爷说回头他要找一个专门装画轴书轴的长袋子给装好保存,这么宝贵的东西,可别人为的给糟蹋了。
那一大袋子的铜钱也都放在箱子里,高泽随手拿了出来,还挺沉的,挺压手的,高泽
随意的一下子全部倒在了挨着窗户放着的那张宽大的书桌上,哗啦哗的铺了一桌,铜钱上的铜锈和灰土立刻把原本干净的桌面弄得污秽不堪了。
高泽到底还小,不知道爱护面前的这张书桌,那也是和爷爷房间里的书桌一样的款式的黄花梨的明式书桌,古朴简约、宽大秀丽,桌面、桌沿、四腿间装的横枨,枨上的抽屉,圆腿直足,做工简洁素雅,典型的明式家具,有一种简练舒展、明快俊朗的独特魅力,也是那时的人还不知道黄花梨的珍贵之处,也不知道怎么爱惜保护,再说,高泽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家里类似的家事比比皆是,没什么在不了的。
还是看看铜钱要紧,扒拉开来,大致数了一下,这一袋子里竟然有三百多枚的铜钱,高泽在得到那两枚乾隆通宝的雕母铜钱之后,狠狠的恶补了一下原本看书时不怎么在意不太感兴趣的钱币知识,在钱币的辩认方面已经不是问题了,当然对真假、断代还是要加以实践和磨练的。
慢悠悠的在这些铜钱中,随意的拿起来一枚,看了看,放下,又拿起另外一枚,看了看,再度的放下。有些上面没有字迹的,高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就看出或者判断出些什么来,有些铜钱,即便是有字迹的,但是因为高泽对于古代钱币而言,也就是最近的恶补,所知不多,还是个新手,好多只是知道个大概,似是而非的,其中的价值,那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高泽把铜钱按照朝代一一的给分开,“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居然康熙,乾隆,嘉庆,雍正,光绪,道光,顺治七位皇帝的通宝钱币都有,这里面的“乾隆通宝”就是那种非常普通常见的“乾隆通宝”了,可不是什么雕母了,都给按朝代放在一起,“乾隆,道光、嘉庆”这三个朝代好像还有个什么说法,叫什么“乾道嘉”,也就是“钱到家”意思,也是吉庆的意思,图个吉利,钱都到家了,当然发财了。
还有唐代的“开元通宝”,以及“宣和通宝”、“崇宁通宝”、“至通元宝”、“政和通宝”这样的,在北宋年代比较普通的铜钱,也都给堆置到了一起,嗯,居然还有几个“宽永通宝”,这“宽永”是哪个朝代呀,哦,对了,那可是小日本的铜钱啊!
高泽记得好像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有“宽永通宝”的介绍,宽永通宝是小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一种钱币,同时也是流入我国数量最多的外国钱币之一。它始铸于日本第108代后水尾天皇宽永三年(1626年),从1636年开始大量铸造。当时小日本各地的钱炉均有铸造,至明治初年还在使用,前后流通长达240余年,后因德川幕府灭亡而废止。
小日本是最早开始仿铸我国方孔圆钱的国家。小日本在公元708年奈良朝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708年,相当于我国唐中宗景龙二年)开始仿效我国唐朝铸币,铸行“和同开珍”方孔圆钱。到19世纪60年代,共铸行方孔圆钱32种,其中的“宽永通宝”是铸行量最大的一种。
我国明代施行钞、银、铜钱并行制度,但铜钱的铸行严重不足,在明代的十七帝中,只有九代帝王铸过币(如明宣宗时自宣德年后的几十年间没铸过币)。于是便允许唐、宋旧铜钱入流,这便为民间的私铸钱和流入我国的小日本仿制钱的流通提供了条件。
小日本于“宽永”二年(公元1625年,相当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铜钱,历经天明天皇至孝明天皇等十个皇朝,到1867年(相当于我国的清同冶六年)止,长达242年之久。
小日本的“宽永通宝”钱在我国民间流通了多年,直到清乾隆初年,才被官府知道,怀疑是私铸钱,还另用“年号”,这无异于谋反。于是,乾隆皇帝谕令江、浙、闽各总督、巡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幸亏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幕僚见多识广,道出来历。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会衔上疏”,讲出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才又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民间使用的,官为收买。至此,事情才算了结。
唐代的时候,中日两国交往非常密切,互派使节,唐朝文化对小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小日本国内多处出土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半两和五铢钱即是明证。而且,历年来出土的唐代开元通宝钱数以万计。而小日本最早的方孔圆钱“和同开宝(王尔)”钱就是仿开元通宝钱而成,在我国也有发现。到了宋、明两代,两国经济往来更加频繁,我国的钱币继续大量输往日本。后来,小日本仿铸我国宋、明的年号的钱,也用汉文,名称一样。这些钱币以及其他的日本年号钱也大批流入我国。当然,宽永通宝是最为常见的。
宽永钱遍及我国城乡各地,东南沿海各省更是多见。而象朝鲜的“常平通宝”、越南的“景兴通宝”等不断发现。正是这些钱币的存在,反映着我国古老文化对历史文化所起到的具大作用,并成为中日两国以及其他邻国友好往来的历史实物见证。
这不,高泽的手上不正拿着两枚铜钱,一枚是铜色黄润、文字端丽者的朝鲜的“常平通宝”,还有一枚形状、大小等方面均与宋钱相似的越南的“景兴通宝”,高泽一开始还以为是宋钱呢。
“常平通宝”高泽也是知道的,朝鲜李朝仁祖李倧十一年(1633年,明崇祯六年)由常平厅设监始铸,故名“常平通宝”。至肃宗李焞五年(1678年)更以法律命定各有关厅、曹、营、监等分工铸造;及至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以机制黄铜钱问世,常平通宝铸行前后达260年之久,在中近代朝鲜货币史上占统治地位,彻底改变了此前以米、布为主的交易状态。钱分小平、折二、当五、当百四等,然无当十钱,以折二钱品种及铸量最多。时米一升四文。面文“常平通宝”为工整楷书,直读,除初铸之光背者外,背文有记监、记官、记地、记数、记值、记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以及录用“千字文”44字,版式多达数千种,不胜枚举。因为直径大小的不同也有好多的型号,通常有小平径的,折二径的,当五钱的,当百大钱径的,然因历代各地均有鼓铸,其间大小错出、轻重倒置势所难免,不一而足。高泽手中的这枚应该是早期宫铸的当五钱的“常平通宝”,后期官铸的笔画呆板、制作不精者;而有些更是文字拙劣、铜质发黑,多为私铸。
“景兴通宝”高泽倒也略知一二的,后黎朝显宗黎维褍景兴年间(1740—1777年)铸,时值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为安南(越南的旧称)货币史上铸年最长、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一种钱币。面文“景兴通宝”直读,有真、行、隶、篆多种书体,文字变化各异。除光背或有星号者外,真书钱背尚有干支记年(庚申、辛酉、壬戌)、记地(京、山西、山南、平南)、记方位、数字等(中、北、西、二、三、大、工),品类纷繁。除通宝钱外,景兴三十七年间,更铸有:巨宝、大宝、太宝、内宝、至宝、重宝、中宝、正宝、泉宝、之宝、用宝、宋宝、宣宝、永宝、顺宝等十多种宝号钱,大小不一,轻重各异,面背文字、纹号各不尽同。“宝”前一字据考多为记地或铸钱场名,今难一一隶定。其中“景兴顺宝”则是景兴三十七年以废旧铜炮兵器熔铸而成。景兴多宝制犹如我国南宋之嘉定钱,其中多种宝钱在我国广为流传,唯铜黑钱薄、制作祖陋而颇失丰采。
高泽看着也是啧啧称奇,邵家婶婶的这包铜钱里竟然有这么多品种的铜钱,居然我国周边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的铜钱都有,这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也不知道这几枚外国的铜钱值不值钱,有没有什么价值,这毕竟也是难得,先收着好了。哦,对了,邵家伯伯可是在沪市做回收废品的生意,这些铜钱应该是从沪市收来的吧!难怪品种这么多呢!
嗯,还有祺祥通宝,不会吧,竟然有三枚,而且品相还都不错,只是因为和其它的锈迹斑斑的铜钱混在一起,上面也都有了不少的铜锈。
高泽赶紧把这三枚铜钱挑了出来,找了块妈妈不用的坏布使劲的擦了几下,铜锈不深,也没深入到铜钱的里面,只是表面有些沾染了,没几下就擦干净了。
铸造精美的铜钱就显出了“庐山真面目”了,阔缘无锈,铜质细腻,色泽金黄,面文“祺祥重宝”四字端庄严整,内廓穿口具清钱特征;其铜质精黄,铸工精湛。正面文字挺拔,背面左边为满文“宝”,右边为满文“源”。“宝”有宝货的含义,“源”指当时清朝工部所属宝源铸钱局的简称。币背上下穿为汉文计值“当十”二字,左右铸满文钱局。
公元1861年8月,昏庸无能的清代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临死前,他把皇帝的宝座传给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他深知,年仅六岁的孩童是无法掌管国家大权的,便把八位最亲信的顾命大臣召到病榻前,临终托孤。咸丰死后的第二天,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称为慈禧太后或西太后。载垣、端华、肃顺等辅政大臣,预感到叶赫那拉氏阴谋篡权,为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一,朝内的重要官缺都由辅政大臣兼任或支持他们的官员补缺。其二,建元年号,用“祺祥”二字,并饬户、工两部鼓铸钱文应用“祺祥通宝”字样。
祺祥是同治皇帝第一个年号,当时提出时即有大臣因“祺”“祥”两字意思相近而持反对意见,具有强烈权利欲的慈禧太后则以她和慈安的名义,联络当时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于九月三十日发动宫廷政变,逮捕八大臣,并将肃顺等三人处死。这是就清史中有名的“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不久,慈禧采纳大学士周祖培奏议,废止“祺祥”年号,停铸“祺祥”钱,改用“同治”年号,并铸“同治通宝”钱币。这样一来,“祺祥”年号钱也不能颂布铸行了。
清王朝从顺治至宣统历经267年,共继位10个皇帝,立年号十一个,其中咸丰帝之子载淳曾立过“祺祥”和“同治”两个年号。在一些历代纪元表中,因“祺祥”年号仅仅存在了69天而未载入。
“祺祥”年号是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确定的,并于八月始铸,还未发行,十月五日即被勒令废除,“祺祥”年号仅存69天。铸币回炉铸为“同治”钱(1861年),与祺祥重宝一起并称为中国寿命最短的钱币,当时所铸多为样币,流通币几乎全部收回,刚刚预铸好的一批新钱未及来年使用便遭熔毁。
幸好有极少量祺祥钱被铸钱局的铸匠和经办人私自存留,逃避过了被熔铸的命运。流传至今,祺祥钱已成为了清代年号钱中的稀有珍品。
这段荒唐的历史高泽早在清史中看过,自然知道这三枚“祺祥通宝”的贵重和不凡,看来,又捡到好东西了,这可是三枚啊,一想到这,高泽不免激动起来,哈哈,哈哈,运气不错,运气不错啊!随即夸张兴奋的声音响了起来:“爷爷,干爷,有重大发现,重大发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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