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四章 兴建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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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太后彻底掌握了朝政，她实现自己梦想的抱负条件已经成熟。自她幼时被满门抄斩那一刻起，她的心中便对朝廷的弊政充满了痛切。冯太后意识到，虽然她大权在握，成为北魏王朝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但她若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必将遭遇到朝廷内外思想保旧的许多人的抵制。
冯太后智谋远虑，她认为要改变北魏的弊政，首先必须扭转人们的习惯观念。那些顽固的迂腐派是不可能接受她的新政的，若以高压手段强制推行新政，必然会带来许多隐患，这不利于朝政的巩固
因此，冯太后把眼光盯向上年轻一代。她认为年轻一代容易接触她的新思维，只要这批人成长起来，她的新政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冯太后意识到，要有效地施行新政，就必须培养大量人才，要扩大建立学校。冯太后的指导思想，就为北魏初立乡学，在各州各郡建立学校奠定了基础。
北魏自从道武帝开国以来，就十分重视汉文化。历代君主皆意识到，他们鲜卑族虽然龙兴于大鲜卑山，以武力东征西讨，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但毕竟鲜卑族人口少，文化底蕴也不深厚。
北魏历代皇帝意识到，要想在中原地区立足，长治久安，就必须与人口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的汉族融合在一起。要想杀光汉族人，彻底消灭汉族文化，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就算真的把汉族人全灭了，那大魏国内还能有多少人口？早就抵御不住北方柔然和南朝刘宋了。
汉族人由于文化历史的悠久，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炎黄正统，让他们接受鲜卑文化，那几乎毫无可能。既然不能在文化上征服人口众多的汉族，英明的北魏皇帝就作出了决策，把鲜卑族融入汉族之中。时间久了，没有鲜卑汉族之分，人口众多的汉族人也就自然而然能接受本为少数民族的鲜卑贵族的统治。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刚刚起兵征讨四方，还没有正式开国前就高瞻远瞩，建立了太学。至北魏王朝建立，道武帝迁都到平城，在平城建立了宫殿，第二年就下令把太学搬到平城，并扩建了太学规模，招了三千好学之士。
平城人口稀少，禁宫中主要有皇帝、后妃、太监、宫女们，这一群人也只不过上千。然后就是负责保护京师的宿卫御林军，有万多人，全由拓跋氏子弟组成。除了这些核心外，还有千余统治全国的文武百官。
除了普通百姓，在朝廷的核心组成中，三千太学生就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人群。北魏开国皇帝很有远见，十分重视太学，令各皇子从小就必须在太学中接受良好的教育。
道武帝的长子，即后来的明元帝拓跋嗣从小就好学，礼爱儒生。明元帝的儿子世祖太武帝更是青出于蓝，学问超过了道武帝和明元帝。
太武帝拓跋焘不满意汉字的多义多音情况，认为经过历代文人流传，歪曲了这些治安原本的面貌，于是，太武帝便自己造了一千多汉字。至少对文字的研究，表明了太武帝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因此，在太武帝后，除了京师有太学外，逐步开始尝试在全国各地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极得人心，为汉人广为称赞。
冯太后临朝称制，顺利开局。她更是着眼长远，要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直接受到地方上官员的领导，朝廷拨给的饷银，极容易成为贪腐官员的目标。她深知国家治理好坏，关键在吏治是否清明，官学的顺利建设，也离开不开清明的吏治。
因此冯太后决心给大魏朝文武百官树立做官的榜样，她心中的最佳人选，当然非高允莫属。当年她初为太后，禁宫养伤之时，就和献文帝拓跋弘率百官亲登高府府弟，让百官目赌身为朝廷重臣的高允是如何清贫廉洁。为此，太后还亲口称高允为‘令公’，献文帝更是降诏树高允为‘百官楷模。
在乙浑被诛后，一起在暗中起到稳定朝政的高允得到了冯太后的高度称赞，当着文武百官之面，“引允禁中，参决大策”。
冯太后起用高允，是经过充分深思熟虑的，因为她认为，树高允为榜样，不会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争议。这是因为高允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高允第一优点是正直不阿：历代皇帝认为，当臣子的，除了才能外，最重要的品格是坚持真理。高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皇帝的错误。
当年司徒崔浩召集编写《国记》，要记载北魏龙兴大鲜卑山的前身，有哪些政绩，然后道武帝，明元帝等有哪些功绩，奉太武帝拓跋焘之命，统统要俱实载入史册。这项宏大的工程需要有许多人才的参与，太武帝除了任命崔浩总负责外，还给司徒崔浩准备了两个副手，其一就是高允。
太武帝向司徒崔浩和他的副手、属下交代修国史这事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务从实录”。修国史要尊重事实，这既然是皇上口谕，所有参与修史的人都极为重视。
一时之间，文人皆以参与国史修建为荣。其中有谄媚官员讨好司徒崔浩说，皇上这么重视国书，就是大魏国的历史，要让百姓官民都学习，因此就建议“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
有时涉及到经典的文字，要做注释，这些一块都刻上，让大家来阅读。这是传播的好方法。好大喜功的崔浩一听之下，没作多想，极为赞成。当时的太子拓跋晃也觉得这个主意极为不错，便与司徒崔浩一起上奏太武帝。太武帝虽然英明睿智，却也好大喜功，听得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之言，龙心大悦，欣然同意。
因此修国史之事一边写一边定稿，同时也召集工匠刻于石碑之上。当时从京城的东门外三里处，找了一块地方，这些石碑总共有每边长130步，大体上相当于100米，少说有几百碑。由于石碑立在一条大路边上，来往的人多，大家看这是大魏国的历史，都甚为关心，广为流传。
冯太后彻底掌握了朝政，她实现自己梦想的抱负条件已经成熟。自她幼时被满门抄斩那一刻起，她的心中便对朝廷的弊政充满了痛切。冯太后意识到，虽然她大权在握，成为北魏王朝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但她若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必将遭遇到朝廷内外思想保旧的许多人的抵制。
冯太后智谋远虑，她认为要改变北魏的弊政，首先必须扭转人们的习惯观念。那些顽固的迂腐派是不可能接受她的新政的，若以高压手段强制推行新政，必然会带来许多隐患，这不利于朝政的巩固
因此，冯太后把眼光盯向上年轻一代。她认为年轻一代容易接触她的新思维，只要这批人成长起来，她的新政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冯太后意识到，要有效地施行新政，就必须培养大量人才，要扩大建立学校。冯太后的指导思想，就为北魏初立乡学，在各州各郡建立学校奠定了基础。
北魏自从道武帝开国以来，就十分重视汉文化。历代君主皆意识到，他们鲜卑族虽然龙兴于大鲜卑山，以武力东征西讨，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但毕竟鲜卑族人口少，文化底蕴也不深厚。
北魏历代皇帝意识到，要想在中原地区立足，长治久安，就必须与人口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的汉族融合在一起。要想杀光汉族人，彻底消灭汉族文化，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就算真的把汉族人全灭了，那大魏国内还能有多少人口？早就抵御不住北方柔然和南朝刘宋了。
汉族人由于文化历史的悠久，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炎黄正统，让他们接受鲜卑文化，那几乎毫无可能。既然不能在文化上征服人口众多的汉族，英明的北魏皇帝就作出了决策，把鲜卑族融入汉族之中。时间久了，没有鲜卑汉族之分，人口众多的汉族人也就自然而然能接受本为少数民族的鲜卑贵族的统治。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刚刚起兵征讨四方，还没有正式开国前就高瞻远瞩，建立了太学。至北魏王朝建立，道武帝迁都到平城，在平城建立了宫殿，第二年就下令把太学搬到平城，并扩建了太学规模，招了三千好学之士。
平城人口稀少，禁宫中主要有皇帝、后妃、太监、宫女们，这一群人也只不过上千。然后就是负责保护京师的宿卫御林军，有万多人，全由拓跋氏子弟组成。除了这些核心外，还有千余统治全国的文武百官。
除了普通百姓，在朝廷的核心组成中，三千太学生就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人群。北魏开国皇帝很有远见，十分重视太学，令各皇子从小就必须在太学中接受良好的教育。
道武帝的长子，即后来的明元帝拓跋嗣从小就好学，礼爱儒生。明元帝的儿子世祖太武帝更是青出于蓝，学问超过了道武帝和明元帝。
太武帝拓跋焘不满意汉字的多义多音情况，认为经过历代文人流传，歪曲了这些治安原本的面貌，于是，太武帝便自己造了一千多汉字。至少对文字的研究，表明了太武帝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因此，在太武帝后，除了京师有太学外，逐步开始尝试在全国各地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极得人心，为汉人广为称赞。
冯太后临朝称制，顺利开局。她更是着眼长远，要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直接受到地方上官员的领导，朝廷拨给的饷银，极容易成为贪腐官员的目标。她深知国家治理好坏，关键在吏治是否清明，官学的顺利建设，也离开不开清明的吏治。
因此冯太后决心给大魏朝文武百官树立做官的榜样，她心中的最佳人选，当然非高允莫属。当年她初为太后，禁宫养伤之时，就和献文帝拓跋弘率百官亲登高府府弟，让百官目赌身为朝廷重臣的高允是如何清贫廉洁。为此，太后还亲口称高允为‘令公’，献文帝更是降诏树高允为‘百官楷模。
在乙浑被诛后，一起在暗中起到稳定朝政的高允得到了冯太后的高度称赞，当着文武百官之面，“引允禁中，参决大策”。
冯太后起用高允，是经过充分深思熟虑的，因为她认为，树高允为榜样，不会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争议。这是因为高允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高允第一优点是正直不阿：历代皇帝认为，当臣子的，除了才能外，最重要的品格是坚持真理。高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皇帝的错误。
当年司徒崔浩召集编写《国记》，要记载北魏龙兴大鲜卑山的前身，有哪些政绩，然后道武帝，明元帝等有哪些功绩，奉太武帝拓跋焘之命，统统要俱实载入史册。这项宏大的工程需要有许多人才的参与，太武帝除了任命崔浩总负责外，还给司徒崔浩准备了两个副手，其一就是高允。
太武帝向司徒崔浩和他的副手、属下交代修国史这事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务从实录”。修国史要尊重事实，这既然是皇上口谕，所有参与修史的人都极为重视。
一时之间，文人皆以参与国史修建为荣。其中有谄媚官员讨好司徒崔浩说，皇上这么重视国书，就是大魏国的历史，要让百姓官民都学习，因此就建议“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
有时涉及到经典的文字，要做注释，这些一块都刻上，让大家来阅读。这是传播的好方法。好大喜功的崔浩一听之下，没作多想，极为赞成。当时的太子拓跋晃也觉得这个主意极为不错，便与司徒崔浩一起上奏太武帝。太武帝虽然英明睿智，却也好大喜功，听得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之言，龙心大悦，欣然同意。
因此修国史之事一边写一边定稿，同时也召集工匠刻于石碑之上。当时从京城的东门外三里处，找了一块地方，这些石碑总共有每边长130步，大体上相当于100米，少说有几百碑。由于石碑立在一条大路边上，来往的人多，大家看这是大魏国的历史，都甚为关心，广为流传。